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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首次开展这些实验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召集了一个八人小组，参与者中有七个是实验者的同伙，而真正的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点。阿希要求他们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即从三根长度不等的绳子中选择一根与给定长度的绳子配对。在可控制的场合中，这个任务很简单，答案几乎不会出错。然后，阿希便开始了这个实验。他暗示那几个合谋的人给出错误的答案，看看受试者，即最后回答问题的那个人将会作出怎样的回应。虽然有些人确实坚持己见，可是，大约1/3的受试者对于团体的不正确判断表示认同。1实验表明，团体决策，即使有着明显的不合理性，也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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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阿希实验的例子很普遍，大多数讨论该实验的人仅仅讨论了从众程度。但真正的问题是：那些从众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阿希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基于近距离观察，他建议通过三个描述性分类来解释从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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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失真。这些受试者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团体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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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失真。这些个体为了遵从大多数人的看法而压制自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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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真。这个团体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观点会扭曲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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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承认，找出人们从众的原因和实地观察他们的从众行为同样重要。但考虑到可用工具的限制，他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找出从众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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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阿希实验的变体实验——旋转的3-D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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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快进50年，来到艾莫利大学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室。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那就是确定从众个体的大脑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于是，他决定做一项阿希实验的变体实验。伯恩斯将任务从匹配绳子转换成判断一个三维图在旋转后是否和以前相同或不同（见图4-1）。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比阿希的任务更困难，但是，在可控制的情况下，受试者还是十之八九回答正确了。与阿希相似的是，伯恩斯发现，当团体给出错误的答案时，即使有些人坚持己见，也还是会有大约40%的人从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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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伯恩斯的有些发现是阿希望尘莫及的——通过窥视受试者的大脑，一台fMRI机可以让他对阿希的描述性分类进行检验。对于判断或行动失真，你可以从前脑的活动中找到答案，而认知失真则在后脑部，即控制视觉和空间知觉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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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可能期望的情况相反的是，对于从众的受试者，科学家们看到的是操作心理旋转的大脑区域的活动。这就表明，团体的选择会影响受试者的认知。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没有在大脑额叶的活动中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变化，该区域和高阶精神活动相关，如判断或行动。伯恩斯认为，团体的错误答案会把一个虚拟映像强加于从众者的思想，从而蒙蔽他们的双眼。“我们宁愿相信眼见为实，”伯恩斯说，然而，“眼见为实的却是团体告诉你并让你相信的东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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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团体的错误反应时，那些保持独立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受试者杏仁核的活动增强了，这是一个发送信号准备立即行动的区域。恐惧是杏仁核最有效的触发因素；杏仁核会引发“战斗或逃跑”反应。因此，保持独立的受试者的大脑活动显示，尽管独自站出来是值得称赞的，却是不愉快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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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为美国广播公司节目《黄金时段》做了一项电视制作研究，托尼就是参与者之一。伯恩斯从大街上招募了一些人员，把他们分成六人小组，然后开始用摄像机复制实验。托尼是他团体中的一名受试者。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他得到的关于旋转任务的答案90%都是正确的，但是，在面对团体的错误答案时，准确率竟下降到了10%。“你知道，五个人都答出来了，而我根本没看图，我只是跟着答案走罢了。”托尼在实验后说。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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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情境的影响超过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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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核心的信息是，我们所处的情境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随之而来的错误特别难以避免，因为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在面对潜意识压力时做出好的决策，需要很高程度的背景知识和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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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到“宝藏”这个单词的时候，你有怎样的感觉？你感觉好吗？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只是琢磨一下“宝藏”这个词都会给你带来一个小小的激励。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各种想法连接起来。所以，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提示——一个单词、一种气味或一个符号——你的头脑通常会开始走上联想的道路。而且，你可以确定，最初的提示将会影响等待在道路尽头的某个决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知觉以外发生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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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人也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而且往往是以充分的理由。社会影响的出现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信息的不对称，一个奇特的短语意味着有人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些情况下，效仿是有意义的，因为获取新信息可以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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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辈的压力，或是融入团体的渴望，是社会影响的第二个来源。出于充分的进化论理由，人类想要成为某个团体的一部分——一个由相互依存的个体组成的集体——因而也会自然地花大量时间评估谁“进”谁“出”。7 社会心理学实验反复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在近20个国家做了100多次阿希实验，发现不同地域的从众性水平具有相似性。当然，从众性也是多样性失灵的核心因素，后者会导致不健康的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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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发明了“基本归因误差”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根据某个人的性情而不是其所处的情境来解释其行为的倾向。我们会自然地将坏行为与不良品格联系在一起，除了当我们评价自己行为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坏行为解释成社会环境的反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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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力量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或许就是，它既能为恶所用，也能为善所用。对于做重要决策的人来讲，情境的消极影响尤其令人担忧。人类所知道的一些最残酷的暴行，其原因就是把正常人置于糟糕的情境中。虽然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有强力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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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包括心理学家，都认为决策错误普遍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但是，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的研究表明，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如何认识行为成因方面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哲学传统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社会事件的认识方式。东方人会提供更多关于情境的解释，而西方人则更注重个人层面。这就导致了许多潜在的认知差异，包括关注模式（东方人习惯于注意环境，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关注客体），对于控制程度的信念（西方人认为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一些事情），以及关于变化的假设（东方人对待变化的态度更开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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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媒体如何对待一桩谋杀案件的研究凸显了东西方的认知差距。1991年的秋天，一名中国的物理专业学生在一次有奖竞赛中失利，由于上诉失败，他很可能无法获得某个学术职位。于是，他去物理系枪杀了自己的指导教师，也就是处理他的上诉的那个人，然后开枪自杀。两周后，一名美国邮政工人失业，他上诉了这次解雇事件，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法找到工作。他冲进邮局，枪杀了他的主管，也就是审查他的上诉的那个人，然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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