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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竭力劝你相信,苹果电脑就是比别的电脑更好,我没法跟这些人争论。我只能说,在他们看来,让苹果电脑更胜一筹的那些特性,符合他们心中理想电脑的标准。想通了这一条,你就会明白,唯有在那些认同苹果理念的人看来,苹果电脑才更好。那些认同苹果的“为什么”的人相信,从客观上来说,苹果电脑就是更好些,想说服他们根本是白费力气。就算手里握着客观的尺子,若是事先没有个公认的评判标准,那么孰好孰坏的争论也只不过是抬杠而已。某个品牌的忠实拥趸会列举出各种各样他们中意的(或不在意的)性能和好处,力图说服对方自己是对的。有那么多公司觉得有必要把差异化放在首位,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可是,这些公司的想法建筑在错误的假设上——只能有一方是对的。可是,如果双方都对呢?如果苹果适合这一群人,而PC适合另一群人,该怎么办?这不再是孰好孰坏的问题了,而是各人需求不同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搞清楚双方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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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说某个产品更好(甚至拿出理性的证据作佐证),确实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欲望,甚至会促成他们下决心购买,但这不会创造出客户忠诚。如果顾客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认同和热望,而不是受到操纵,那他们会自行找出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买的这个更好。质量好,性能好,这些因素固然重要,可想要创造出那种死心塌地的忠诚度,也就是那些最能鼓舞人心、激发热情的领导者和公司做到的那样,这些都还不够。激发出忠诚度的,是这个公司、这个品牌、这个产品、这个人所代表的理念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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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永续成功的唯一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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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你想取得长久的成功、拥有更丰富的创新精神和更多的灵活性,它就是唯一的途径了。如果“为什么”的答案模糊了,要维持公司的成长速度、客户忠诚度和激励能力就会困难得多,而正是这些东西帮你取得了最初的成功。我之所以说它困难,是因为操纵手段(而不是激励)很快就会成为刺激消费行为的策略。这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长期看来,它的代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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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商学院关于铁路的经典案例吧。19世纪末期,铁路行业是美国商界中的老大。他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甚至改变了美国的地貌和模样。渐渐地,“为什么”的问题不再那么重要了。相反,他们沉迷在“我是做什么的”问题里无法自拔。他们是经营铁路的。这个狭窄的定义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把所有的资金投在了铁轨、枕木和引擎上。可是,20世纪伊始,一项新科技诞生了:飞机上了天。铁路巨头们最终全部退出了竞争。要是他们当初认为自己是做“公共交通”业务的该有多好?或许他们的行为就会完全不同;或许他们就不会错失良机了;或许,今天这些航空公司的老板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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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比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多公司是用“我是做什么的”来定义自己和行业,他们如何才能长久存活下去?这么久以来,他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以至于没能力跟新技术竞争,看不见新机会。铁路的案例跟我们之前提到的音乐行业惊人地相似。音乐又是一个例子:崭新的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它却没能调整商业模式,适应这个变化。有些行业的业务模式的确进化了,但依然暴露出相同的问题,比如报纸、出版和电视,暂举这三项够了。这些行业,就好比从前的铁路公司,没能想明白自己的价值,眼睁睁地看着顾客投向别人的怀抱,而这些竞争对手从其他行业转过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音乐公司对“为什么”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或许就能看见机会,发明跟iTunes类似的产品,而不是把机会留给一个生机勃勃的电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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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案例中,如果能够回归本质,想明白最初的理念和使命,这些行业会适应下来的。他们不应该问“为了赢得竞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用上目前所有的技术手段和市场机会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理念体现出来”。但是,别以为这些话都是我说的,这里头没有一条是我的原创,它们全都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的生物本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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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的生物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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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星肚史尼奇的肚皮上有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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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光肚史尼奇肚皮上白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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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颗星星并不大,其实只有一丁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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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会想,这玩意儿有啥了不起,一点儿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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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猴·迈克豆飞快地拼出一台怪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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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想不想来颗星星啊,就像星肚史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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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只要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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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有星无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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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博士[2]在他1961年写出的《史尼奇故事》中,给我们介绍了两群名叫史尼奇的小动物,一群的肚皮上有星星,另一群没有。那些没星星的史尼奇不顾一切地想给肚皮上印颗星,好有融入团体的感觉。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巨大代价,掏出越来越多的钱。可是,唯有迈克猴·迈克豆用一台“肚皮印鉴机”,从渴望获得融入感的史尼奇身上赚到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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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和其他很多道理一样,被苏斯博士诠释得淋漓尽致。史尼奇完美地体现出一条非常基本的人类需求——人们渴望归属感。归属感并不理性,但它一直存在,无论哪种文化,无论是谁,都有这种向往。当身边的人跟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归属感。找到了这种归属感,我们就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感,也会觉得安全。身为人类,我们渴望这种情感,并会主动去寻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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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归属感是偶然产生的。在家乡,并不是每位同乡都跟你是朋友,可你在州内旅行的时候,碰见个从老家来的人,你马上会觉得跟他们很亲近。我们未必跟本州里的每个人都有交情,可在国内旅行的时候,碰见个从你所在的州来的人,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有种特殊的关联。走出国门,碰见了国人的时候,你立马会觉得很亲切。我记得有次我去澳大利亚,有一天在公车上,我听见有人在操着美国口音说话,我回头就跟人家聊了起来。我马上就觉得跟他们很亲近,因为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懂得同一句俗话俚语。独在异乡为异客,那一刻,我找到了归属感,因为这种情怀,我对这群陌生人的信任超过了巴士上其他所有的人。事实上,后来我们还结伴同游。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信任那些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或信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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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归属感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致于我们会付出很大努力,做出不理智的举动,往往还会花钱来获得这种感受。就像史尼奇一样,我们想跟喜欢我们、与我们有共同信念的人待在一起,我们希望融入这样的团队。当公司谈论“我们是做什么的”,以及自己的产品有多么先进的时候,或许也很吸引人,可这些因素未必能唤起我们的归属感。但是,当一家公司清楚地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传达出来、把他们的使命和价值观说明白的时候,如果我们认同这些价值观,那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些产品和品牌融入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因为这些产品比别家的好,而是因为他们是符号,是象征,代表着我们至为珍爱的价值观和使命。这些产品和品牌让我们找到了归属感,对那些也买了这些东西的人,我们产生了非常亲近的感觉。那种由顾客自发建立起的粉丝俱乐部,往往并没有借助公司本身的力量。这些人组成了社团(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不只是为了跟别人分享对这种产品的感情,也是为了和跟自己相像的人待在一起。他们的决定跟公司或产品无关,而是跟他们自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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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渴望归属的天性也让我们拥有灵敏的“嗅觉”,能发现那些跟自己气质不相近的东西。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深藏在心里、没法用言语说得清的东西,让我们觉察出哪些东西跟我们很对味,哪些却不行。戴尔卖起了MP3,这感觉就很别扭,因为戴尔给自己的定位是电脑公司,所以唯有电脑跟它们是合拍的。苹果给自己的定义是个有理念的公司,因此,只要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行为,感觉上都很对。2004年,苹果推出了一款促销iPod,合作伙伴是离经叛道的爱尔兰乐队U2。这多合适啊!苹果永远也不会跟席琳·迪翁(Celine Dion)合作推出iPod,尽管她的唱片销量肯定比U2大得多,听众群可能也更大。U2跟苹果是“一路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他们都喜欢挑战常规。要是苹果跟席琳·迪翁合作,感觉就不对了。尽管她的听众群很大,但这双方不像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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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那则“Mac与PC”的电视广告,完美地体现出Mac电脑的用户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广告中,Mac用户的形象是个年轻小伙子,总是穿着T恤和牛仔裤,总是一副从容幽默的态度,喜欢拿“体系”开涮。而苹果赋予PC的形象是个西装男,年纪更大,气质更守旧。为了跟Mac气味相投,你必须要像Mac。微软制作了自己的“我是PC”广告,跟苹果抗衡,广告里展现出各行各业的人,都宣称自己是“PC”。微软的广告里角色更多,教师、科学家、音乐家、孩子都出现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为世界上95%的电脑供应操作系统的公司会怎么诠释这个广告。为了属于那个群体,你就要混迹于大众。没有孰好孰坏的问题,全要看你觉得自己属于哪里。你是个崇尚离经叛道的家伙呢,还是喜欢当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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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领导者和团队特别擅长跟人沟通自己的理念,我们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吸引。这种让我们产生归属感,让我们感到自己很特别、很安全、不孤独的能力,就是激励的一部分。被我们视作伟大领导者的那些人,全都有种能力,能把我们紧紧地吸引过来,唤起我们的忠诚。同时,我们对其他那些也被吸引而来的人有种强烈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苹果的用户彼此惺惺相惜。哈雷机车的骑手彼此惺惺相惜。每一个被吸引而来,听马丁·路德·金做那个“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的人,无论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全都像兄弟姐妹般站在一起,是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让他们彼此心连心。他们知道,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因为直觉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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