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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发端,是在2001年9月11日。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袭击过后,布鲁德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他也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明白,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为了女儿们的生命安全,他要找出预防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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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努力去寻找,想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比保护女儿更深刻,甚至比预防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更深刻。他发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清晨醒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心态——未来有机会在等着我。无论经济形势如何,绝大多数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有种天生的乐观精神,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想做,就能做出一番事业,实现美国梦。可是在巴勒斯坦加沙长大的孩子,或是居住在也门的孩子,并不是每天清晨都有这种心情的。就算他们有相同的渴望,也没有相同的乐观精神。要说这是文化差异,未免太轻易了。这个解释对行动完全没有帮助。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地区明显缺乏一种传统——让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乐观的心态。比如说,约旦的大学教育或许能提升人的社会地位,但却未必能帮助年轻人做好对未来的准备。这样子的教育系统导致了长久的、系统化的、文化上的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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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德意识到,西方人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主要不在于中东的年轻人怎么看美国,更多在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和未来。通过EFE,布鲁德在中东各地设立起教育项目,教年轻人学习那些“硬技术”和“软技术”,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机会的;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布鲁德通过EFE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他的“为什么”,告诉人们,总有另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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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不是一个希望在遥远地区做些慈善事业的美国团队,它是个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各地的EFE均独立运作,当地董事会里大多数都是当地人。当地的领导者要负起责任来,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是有机会的。方法是教给他们技能、知识,更重要的是自信,让他们敢于为自己选择不同的道路。马亚达·阿布-贾伯(Mayyada Abu-Jaber )是约旦分部的负责人;穆罕默德·纳加(Mohammad Naja)在加沙和西岸传播这个理念;梅恩·阿勒亚尼(Maeen Aleryani)正在证明,这个理念甚至可以改变也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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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门,孩子可以接受九年教育。这是世界上的最低标准之一。在美国,孩子们有16年的受教育机会。受到了布鲁德的启发,阿勒亚尼看到了惊人的机会——孩子可以改变视角,对未来的人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他开始寻找资金,启动也门首都萨那的EFE分部。一周之内,他筹到了五万美元。就算拿美国的慈善捐赠标准来看,这个速度也够厉害的了。而这是在也门啊,也门没有做慈善的文化,因此他的成绩显得分外出色。此外,也门也是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当你告诉人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可思议的状况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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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地区,参与EFE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们可以帮助教育自己的兄弟姐妹、子女,让他们学会一些技能,帮助他们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他们在帮助整个地区的年轻人相信,未来是光明的,是充满机会的。而且,他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布鲁德,而是为了自己。这就是EFE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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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德身处在“大喇叭”的顶端,身处在“为什么”的中心。他的角色就是去激励人、启发人,发起这场运动。但是,作出真正变革并让这场运动持续下去的,是那些相信他的理念的人。每个人都能参与这场运动,无论他们住在哪儿、做什么工作、是哪国人。这是一种归属感。如果你相信,世间总有另一条路可走,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它指出来,那么请你去浏览efefoundation.org的网页,加入这场运动。改变世界,需要每一个拥有共同信念的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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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知道了为什么和怎么做,那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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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排成一列,齐步走进来,没人说话,没人看别人。他们的面孔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他们的头发剃得很短,褴褛的衣服灰扑扑的,靴子上布满尘土。一个接一个地,他们逐渐坐满了一个巨大的、洞穴般的房间,那房间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飞机库。唯一的色彩就是灰色。墙是灰的,尘土和升腾在房间里的烟雾把空气也染上了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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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个,或许有上千个苦力般的人在排放得整整齐齐的长凳上坐下。一行接着一行灰色的海洋。他们全都盯着前方的大投影幕,上面投射出一个正在讲话的巨大人脸。这个看起来是领导者的人援引着教条,给他们洗脑。他自豪地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们已经达到了完美状态,没有一个坏人。或者,他们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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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发女子独自从通道里跑进了这个飞机库般的地方。她穿着鲜艳的红色短裤、清新的白色T恤。她的样子和衣服的色彩像灯塔般照亮了灰扑扑的空气。保安在她身后追赶着,奔跑着的她手中执着一柄大锤。秩序即将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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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2日,苹果公司发布了麦金塔电脑的广告,并且宣布,“1984不再是1984了”。这则影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中极权统治情景的广告如今已经非常出名。可它不仅仅是一则广告,它对新产品的功能和好处只字未提。它体现的不是“差异化的价值主张”。它是个宣言,是对苹果的“为什么”的赞颂,它用影片的形式表现出了个人挑战现状、掀起革命的情景。尽管苹果的产品已经更新换代,时尚风潮已经转向,但这则广告直到今天仍有魅力,就像25年前首播时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为什么”从没变过。“做什么”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但“为什么”这样做从不曾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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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这家公司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来传达自己的理念。这个广告只是其中之一。苹果所有的广告和沟通、所有的产品、合作关系、包装、店面设计,都是传达理念的手段,都在证明一个理念——积极地挑战现有的思维模式,让个人的力量更强大。你有没有注意到,苹果的广告中从来没出现过一群人高高兴兴用产品的形象,广告中出现的永远是个人形象。他们以“标新立异”为主题的广告活动刻画的也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广告中出现了画家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舞蹈家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木偶师吉姆·汉森(Jim Henson)、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等等,页面的右上角打着一行字:标新立异。苹果并没有具体表现叛逆精神,因为他们把自己同著名的叛逆人物相提并论;他们选择这些著名的叛逆人物,是因为这些人体现出了叛逆精神。先有“为什么”,然后才有广告创意。苹果没有一则广告显示出群体形象,这不是偶然。增强个人的力量,这是苹果为什么存在的理由。苹果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这个理念,我们知道他们是认同的,因为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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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念清楚地说出来,别人就会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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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形的三维黄金圈模型代表着团队结构。这个体系底部还有一个系统:市场。市场由这些元素组成:所有的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媒体、股东,所有的竞争对手、供应商,还有所有的钱。这个系统生来就是混乱无序的。有序的圆锥体和这个无序系统唯一对接的地方就是底部,也就是“做什么”的层面。团队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跟外界沟通激励者的愿景。公司销售的一切产品和服务、一切营销和广告,以及外界的一切接触都在传达这些东西。吸引人们购买的,不是“你是做什么的”,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做什么”层面上发生的一切都无法清楚地传达出“公司为什么存在”,那么这个公司感召大众的能力就会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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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黄金圈模型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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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很小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因为创始人有大量机会跟外界接触。值得信赖的“怎么做”类型的人还不够多,于是创始人要亲自作出大量重要决策。创始人或领导者经常会走出去,跟顾客交谈,销售产品,招聘员工。就算不是亲自找来所有的人,起码也要找到大部分。然而,随着公司发展壮大,系统和流程逐渐完善起来,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体现理念的,由单独的个人慢慢演变成了一个有结构的团队,圆锥体渐渐成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激励者的角色改变了。他不再是嗓门最大的人了,他将成为信息的源头,让信息通过大喇叭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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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模小的时候,一切都围着创始人的个性转。毫无疑问,创始人的个性就是这家公司的个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公司成功了,状况就变了呢?史蒂夫·乔布斯这个人和苹果公司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理查德·布兰森爵士的个性和维珍集团的个性之间有何差异?没有。随着公司慢慢长大,CEO的责任就是充当“为什么”的化身。把理念体现出来,跟人谈论,反复宣讲,成为公司理念的象征。领导者代表着公司的意图,而公司的言行就是他的声音。就像马丁·路德·金和他的社会运动一样,激励者的任务不再是亲自签下所有的合同,而是要感召他人、启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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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团队发展壮大,激励者离公司做的具体实事越来越远,甚至会离外部市场越来越远。我很喜欢问CEO,他们认为什么事情最优先。根据这些公司的规模或结构,答案不外乎两个:顾客或股东。悲哀的是,不管公司规模有多大,很少有CEO会每天都跟顾客接触。顾客和股东都存在于团队之外,生活在那个叫作市场的混乱世界中。正如圆锥模型显示的那样,CEO的任务和激励者的职责都不再聚焦于外部市场,而是聚焦在紧邻的第二层:怎么做。激励者必须要确保这一层里的人认同自己的理念,也知道如何去实现这些理念。“怎么做”类型的人需要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每天来工作,建立起这个体系,雇用到那些最终做实事,把理念变成现实的人。基层员工的职责是通过公司的一言一行,把公司理念传达给外界。挑战在于,他们要清楚明确地把它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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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黄金圈的生物学基础吧。“为什么”存在于负责情感和决策的脑区,但这个脑区不负责语言。“做什么”存在的脑区控制着理性想法和语言。把大脑的生物特性和三维黄金圈对比一下,我们会得到一些深刻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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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大脑和黄金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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