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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2＜-L2×P1/P2
1702350330
1702350331
O22＜-O2×P1/P2
170235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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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增加程度则为：
1702350334
1702350335
［O22/P1-O1/P1］×100
1702350336
1702350337
各个年龄组人口比例变化对老龄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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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2/（Y22＋L22＋O22）-O22/（Y1＋L22＋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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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41
B＜-O22/（Y1＋L22＋O22）-O22/（Y1＋L1＋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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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43
C＜-O22/（Y1＋L1＋O22）-O1/（Y1＋L1＋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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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代表0—14岁少儿比例变化对老龄化增加程度的贡献，B代表15—64岁人口比例变化对老龄化增加程度的贡献，C代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变化对老龄化增加程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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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提供的数据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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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46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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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51
B＝-0.00976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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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53
C＝0.046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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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82—2014年之间，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了5.2个百分点的贡献率是：A/（A＋B＋C）＝0.2853238；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的负贡献率为：B/（A＋B＋C）＝-0.189684312；65岁及以上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C/（A＋B＋C）＝0.904360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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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根据黄文政的公式，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发挥了间接促进作用，32年间贡献率达到28.53％；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起了间接的延缓作用，贡献率为-18.97％；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贡献率为90.44％。到目前为止老年人口增长是老龄化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1982—2014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顶部老化类型和绝对老龄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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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通常被认定为开始于2000年，而数据表明此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直觉告诉我们，2000年以后人口少子化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相对提升作用似乎在增强。笔者通过黄文政的公式来验证一下，2000年末总人口为126743万人，0—14岁人口为29012万人，比例为22.9％；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21万人，比例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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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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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604746
1702350364
1702350365
B’＝-0.003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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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67
C’＝0.0279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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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4年之间，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3.1个百分点的提高贡献率达到19.53％；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贡献率为-9.78％；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贡献率为90.25％。与此对照，1982—2000年，不同年龄组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3.1个百分点的提高贡献率达到32.82％；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贡献率为-26.00％；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贡献率为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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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看，1982—2000年的少儿人口比例下降了10.7个百分点，2000—2014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所以，少儿人口在1982—2000年比2000—2014年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对促进作用要大。劳动年龄人口的减缓作用在明显弱化，今后将更加明显，甚至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会改变其作用方向，从延缓转向促进。老年人口增加的推动作用也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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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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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前提性讨论是，我们要善加区分人口的绝对老龄化与相对老龄化，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同效应。正如前面提到的，前者是指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张，后者是指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当我们说老年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人口绝对老龄化的规模效应，2033年前人口老龄化的规模效应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十余年人口政策的推行和生育率的迅疾下降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所统计的老年人口至少出生于60年前。而当我们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带来的问题时，却是在讨论人口相对老龄化的结构效应，它们与生育率变动密切相关。更进一步，展望未来发展的不同时期，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效应存在着明显而有趣的阶段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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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我国因为人口政策因素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起始年份定位在1973年，而将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开始年份确定在1999年，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育率下降对于未来一个长时期内人口老龄化所发挥的阶段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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