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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46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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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976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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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46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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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82—2014年之间，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了5.2个百分点的贡献率是：A/（A＋B＋C）＝0.2853238；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的负贡献率为：B/（A＋B＋C）＝-0.189684312；65岁及以上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C/（A＋B＋C）＝0.904360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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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根据黄文政的公式，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发挥了间接促进作用，32年间贡献率达到28.53％；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起了间接的延缓作用，贡献率为-18.97％；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贡献率为90.44％。到目前为止老年人口增长是老龄化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1982—2014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顶部老化类型和绝对老龄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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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通常被认定为开始于2000年，而数据表明此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直觉告诉我们，2000年以后人口少子化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相对提升作用似乎在增强。笔者通过黄文政的公式来验证一下，2000年末总人口为126743万人，0—14岁人口为29012万人，比例为22.9％；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21万人，比例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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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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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60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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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365
B’＝-0.003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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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79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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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4年之间，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3.1个百分点的提高贡献率达到19.53％；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贡献率为-9.78％；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贡献率为90.25％。与此对照，1982—2000年，不同年龄组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对人口老龄化程度3.1个百分点的提高贡献率达到32.82％；15—64岁年龄组人口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贡献率为-26.00％；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贡献率为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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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看，1982—2000年的少儿人口比例下降了10.7个百分点，2000—2014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所以，少儿人口在1982—2000年比2000—2014年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对促进作用要大。劳动年龄人口的减缓作用在明显弱化，今后将更加明显，甚至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会改变其作用方向，从延缓转向促进。老年人口增加的推动作用也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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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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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前提性讨论是，我们要善加区分人口的绝对老龄化与相对老龄化，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同效应。正如前面提到的，前者是指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张，后者是指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当我们说老年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人口绝对老龄化的规模效应，2033年前人口老龄化的规模效应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十余年人口政策的推行和生育率的迅疾下降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所统计的老年人口至少出生于60年前。而当我们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带来的问题时，却是在讨论人口相对老龄化的结构效应，它们与生育率变动密切相关。更进一步，展望未来发展的不同时期，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效应存在着明显而有趣的阶段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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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我国因为人口政策因素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起始年份定位在1973年，而将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开始年份确定在1999年，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育率下降对于未来一个长时期内人口老龄化所发挥的阶段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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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结构性提升效应”，这是一种相对影响，即在2033年之前生育率下降体现出一种人口增长减少的时期效应，1973年以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提升了1999—2033年期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60岁甚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在几十年前出生的，他们的存在和规模只受死亡率的影响，与出生率和生育率无涉，但1973年之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减少了总人口中年人口增量，从而相对减少了作为分母的总人口，结果相对提升了这一时期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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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该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我国人口过多的国情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所以只要人口政策因素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或者低生育水平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那么政策约束条件下的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一定会小于自由放任条件下的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意味着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所产生的分母效应具有持久的效果，所产生的“结构性提升效应”将超越2033年，存续很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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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结构性减弱效应”，即生育率下降在2033年之后将体现出一种人口增长减少的队列效应，开始于1973年因为人口严格控制、生育率持续下降大背景下出生的人口60年之后逐渐进入老年人口行列，时间的力量是奇妙的，一些人口在继续扮演分母角色的同时也逐渐演变成分子的新角色。过去的增量相对小，未来的分子也相对小，结果生育率下降客观上在2033年之后会发挥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作用。考虑到1973年推行“晚、稀、少”到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口政策上有明显的变化，总和生育率也有明显的变化，所以2033—2040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队列效应最为显著；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所表现出的潜在分子效应——降低老龄化程度的作用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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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确切说，我国人口政策实施以来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纯粹的“提升效应”或者报刊媒体常说的“加速作用”只显化在1999—2033年之间的34年中。2033年之后，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提升效应”固然仍继续存在，但同时人口增长减少的队列效应也开始展现出一种老龄化程度的“减弱效应”。因此，2033年之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存在恰似一柄“双刃剑”，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提升效应”和“减弱效应”长期共存、互相牵制。但作用谁主谁次，尚待历史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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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养老功能弱化效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能否以及如何为广大的老年人口提供完备的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的规模效应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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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的养老挑战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结构性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上。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每个家庭4.41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2010年“六普”时进一步降至3.10人。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城市家庭主要类型，2015年已经超过2亿个。独生子女特殊脆弱的家庭结构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挑战千家万户和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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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的层面上，1980年普遍推开“一胎化”政策之后，如果父母平均初育年龄是25岁，那么2015年之后独生子女父母将陆续步入晚境。不可抗拒的生命周期力量将使生育率急速下降和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1.3）后遗症一一显现。简单说，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和无子老龄化对传统的“家庭—儿女—亲情”养老支持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独生子女家庭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所遭遇的孩子夭折、人生失败、关系恶化等诸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家庭养老、儿女家庭、亲情养老的传统。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时代的到来，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口规模只会不断扩大，但照料的人力资源呢？独生子女们可以期待吗？目前被推崇备至的居家养老方式在一些社区助老功能较弱的地区，将因为缺乏家庭养老起码的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很多前瞻性的研究和证据都证明了，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作用是普遍而且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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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持续下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养老安全”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21世纪和谐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重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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