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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62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员鲜于惠在《韩国低生育水平及对策》报告中指出,200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08,2006年为1.13,低于日本。韩国育龄妇女生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高的未婚率和初婚年龄提高是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韩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仅有71%的未婚男性和49.1%的未婚女性对结婚认可,这也导致生育水平的降低。韩国未满25岁育龄妇女平均有2.1名子女,25—29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93名子女,30—34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37名子女。随着初婚年龄的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在提高。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家庭的经济收入不稳定。韩国在金融风波后失业率不断增加,这对家庭生育第二胎有直接的影响。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韩国妇女如果要孩子就得放弃工作,在生育和工作中二选其一,这是女性不愿生育孩子或要第二胎的重要原因。随着25—29岁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家务、养育子女由谁来承担也成为问题。韩国的经验表明,公民的生育决策属于有限理性假定下的条件决策和经验决策模式,即生第一胎后考虑到子女的教育费、养育费过高,因而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出生婴儿健康水平的恶化(死产、流产等),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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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64 (三)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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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66 从人口学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反映在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从总负担系数来看,1950年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最高,为80.8%,日本其次为67.6%,中国为61.3%。到2000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下降到46.3%,日本的总负担系数与中国非常接近,为46.6%,而韩国则已经降低到低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平,为38.9%。在这期间,中、日、韩三国总负担系数的动态变化是不一样的,中国在1950—1975年间总负担系数呈上升趋势,之后持续下降;日本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是先下降到1975年的较低的水平,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而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是持续下降的,所以韩国总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三国中的最高下降到2000年的三国中最低的水平。2000—2050年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大幅度回升。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回升至1950年的水平。而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到2050年将达到98%,远远高于1950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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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68 尽管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与1950年的水平差不多,但总负担系数的构成却将发生极其深远的转变。中国1950年总负担系数9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的,到2000年仍有8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总负担系数中的60%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韩国的情况与中国相似,1950年总负担系数9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到2000年仍有7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70%左右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日本的变化更为明显,1950年总负担系数中老年负担系数仅占10%左右,但到2000年老年负担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到2050年,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将有70%以上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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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70 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主要缘于老年负担系数的不断增加。如图2-14至图2-17所示,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都大幅度增加。1950—2000年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从7.3%上升到10%,韩国从5.4%上升到9.9%,而日本则从8.2%上升到25.2%,上升幅度远大于中国与韩国。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将上升到37.5%,韩国将上升到54.7%,而日本将上升到72.4%,成为仅次于西班牙(74%左右)的世界上老年负担系数第二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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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75 图2-14 中国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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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80 图2-15 日本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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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85 图2-16 韩国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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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90 图2-17 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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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92 潜在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是老年负担系数的倒数,是形容经济活动人口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之间数量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计算公式为:潜在抚养比=15—64岁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从11.6下降到9.1,下降了约20%。中、日、韩三国的下降幅度都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从13.8下降到10.0,下降了27%左右;韩国在1950年的时候潜在抚养比最高,为18.4,但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跟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降了45%左右;日本在1950—2000年间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其潜在抚养比从1950年的12.2下降到2000年的4.0,下降了67%,远远超过中国与韩国。在未来的50年中,中、日、韩三国的潜在抚养比都将继续下降到3.0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抚养比将下降到2.7,韩国将下降到1.8,日本将下降到1.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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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97 图2-18 中、日、韩三国及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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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599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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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601 父辈抚养比(Parent Support Ratio)是指每100个50—64岁老年人所对应的8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当8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龄的时候,其子女们也将达到50—64岁。由于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他们患慢性病的机率也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将必须照顾他们体弱多病的高龄老年父母或亲戚。于是人们找到了一个反映这种趋势的指标:父辈抚养比。这一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较粗略的反映家庭抚养体系的指标,因为分子、分母所对应的人口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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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606 图2-19 父辈抚养比(2000—2050年)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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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608 2000年,中国和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约为2.4;日本则为8.2,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5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的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中国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4.0,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的父辈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6.6。但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将急剧升高,中国将达到15.2,韩国将达到27.0。而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在此期间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2025年,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28.5,到2050年将上升到57.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多,届时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父辈抚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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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0610 全球老龄化对全球繁荣的挑战是一个普遍的、空前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大部分地区将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在未来岁月迈入“银色经济”。国际战略研究委员会的全球老龄化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亚洲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要大大快于欧美国家,与老龄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重要环节现在普遍薄弱,亚洲国家亟须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前的财政状况对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以韩国和日本为例,韩国政府在退休金方面的支出占GDP比例将从2000年的2.4%达到2050年的10.5%。日本预计在2025年从事劳动的人口与享受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4∶1上升到2∶1,日本政府设立公共养老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更加沉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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