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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因素并不直接决定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科技进步与经济腾飞直接提升国家世界政治地位，但是人口增长会促进科技革新与经济发展，这就是国外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增长是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显著提升，人口增长进入快车道。尤以英国为典型代表：1740年以前，人口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5‰，以后增加到6‰—8‰；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在1811—1821年期间，增加到了18‰（R．A．Dodgshon and R．A．Butlin，1978：314）。19世纪头30年，大不列颠增加的人口比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到第一次人口普查（1801年）的140年间增加的人口还多（W.H.B．考特，1954：5）。这种增长速度在英国人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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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刺激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压力与激增的资本扩张需求相结合，英国人口开始流向世界其他地方。在此过程中，英国军事实力大大提升，“日不落帝国”的形成，英国国际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到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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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规模成为影响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人口总量是国家军事人口的基础，军事实力又是国家世界政治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迄今为止，全球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战争，但人类历史上仅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基本局限在欧洲，而“二战”名副其实地影响了全世界。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特征，可以发现：（1）挑起战争和战争主要参与者一般是所在地区的人口大国，如欧洲的德、意、英、法、俄，美洲的美国，亚洲的中、日、印；（2）战争的最终胜利一方似乎都为人口总量更大的一方。比如，“一战”中的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二战”中以美、苏、英、法中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战胜了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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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的军事大国基本上也都是人口大国，美、苏分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而英、法、德、意，中、日又分别为欧洲、亚洲的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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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各国人口规模与其科技、经济及国际政治地位显著相关。当代具有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中既有部分发达国家，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日、英、法、德，发展中国家包括以“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为代表的经济新兴体。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国家都属于世界上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虽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重要世界政治影响力的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总体偏小（美国除外），但这些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地都属于发达国家中的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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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形成和其科技、军事、经济实力密切相关，而广泛吸纳世界各地移民（尤其是世界各地科技人才及其他各类人才）和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二战”前美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大量移民人口促进了美国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二战”后，“婴儿潮”(5)大大促进了美国人口增长，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二战”后的日本同样经历了人口迅速增长与经济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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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的出生率相当之高。20世纪90年代末，除了小国冰岛之外，美国的总出生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生育二胎以上，而其他发达国家中这一数字仅为1.4。从历史传统和目前状况来看，美国非常乐于接受外来移民。由于具有这样的双重特点——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必将走上一条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美国在将来几十年内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中期预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从现在到2050年，其他发达国家总人口将减少15％，而美国人口却将增长约40％——比任何目前的发达国家都要高。从国际政治实力、地位与影响力看，目前，美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三；联合国人口司的中期报告称，50年之后，美国的人口数量仍将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中国）。不过，美国与其他地区的人口对比也将发生有趣的变化。目前，美国人口与俄罗斯人口的比例是2∶1。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变为4∶1，美国与日本的人口比例也将近4∶1。即使把目前的欧盟合并为一个国家，其2050年的人口数也要比美国少得多。从人口影响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若干年内，人口变化趋势似乎将巩固甚至是增强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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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和中国一样拥有超过10亿人的人口总量。也和中国相似，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是促进印度国际政治地位与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旨在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是非强制性的，其人口总和生育率仍然较高，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据联合国预测(6)，到2050年印度人口总量将达到17.48亿人，超过中国的14.37亿人，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目前，世界数一数二的人口规模及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让印度在南亚、亚洲甚至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显著提升。印度赶超中国的最大资本就是其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更为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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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小国的世界政治实力较弱、政治地位较低。当代，人口小国如文莱、尼泊尔、锡金、斯里兰卡，国际政治地位低下；中亚的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口规模较小，处在美俄争斗中间，处境尴尬；除此以外，欧洲及拉美的诸多小国也很少能够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当然，也存在极个别的例外，如号称“城市之国”的新加坡，人口规模仅为500万人左右，但却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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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很少人口规模过亿的国家，欧洲国家总人口数为4亿人左右。为了提升欧洲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主导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令世界瞩目。欧洲一体化和整合人口、扩大人口规模及整合各国市场有密切关系。西欧国家人口规模最大的是德国和法国，分别为8100万人和6300万人，其他西欧国家人口都没有超过2000万人。西欧诸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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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与国家实力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美国人口咨询局曾经计算了2009—2010年人口总量排世界前10位的国家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情况，分别是中国（19.77％）、印度（17.52％）、美国（4.53％）、印度尼西亚（3.47％）、巴西（2.8％）、巴基斯坦（2.45％）、孟加拉（2.38％）、尼日利亚（2.21％）、俄罗斯（2.14％）、日本（1.91％）。显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他们的发达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具备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强大社会机制，如高度发达的科学教育技术培训体系。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以人口数量取胜，发达国家则以人口素质取胜——归根结底要看人口的素质构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这是决定人口竞争力的关键，但一定的人口规模也是完全必要的。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具备了双重的人口优势，既有较大的人口体量，也有很高的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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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都在追求一个更大的人口，无论是人口过亿的美国和日本，还是人口发展处在萎缩状态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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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增长与发展的现实深刻影响了目前及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人口因素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深刻影响。由于各国人口发展情况不同，所采取的人口政策有很大差异，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1）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2）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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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鼓励人口增长：低生育国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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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处于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大多数国家正在开展一场由“多育”到“少育”的运动。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率反而会逐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即便是在那些没有制定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生育率也会逐渐下降。这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小型家庭所具有的优势。对全球生育率下降问题的忧虑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制定最有效的政策，以扭转或缓和这个趋势。主要有三种政策选择：（1）鼓励年轻人生育子女；（2）增加劳动力人口的移民；（3）改革社会政策，以减少这些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提高退休年龄或鼓励更多的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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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典型国以西欧诸国、东欧的俄罗斯和亚洲的日本与韩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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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着生育水平过低，劳动人口规模萎缩和养老负担加重的问题，采取以就业、财政、城乡规划等政府为主导的综合社会福利措施来提高生育率。德国每月向每个孩子提供100多欧元的教养费，除了母亲有停薪留职的育婴假，还要求公司给父亲两个月的“陪产假”，并提高那些在家照料孩子的年轻父亲们的补贴。欧洲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人口是个重要因素。提高生育率成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强调，国家的出生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多生孩子将成为德国的头等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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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一位“准妈妈”拥有至少16周强制性带薪产假，其工作必须得到安全保证，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一年内可以获得每月1000欧元津贴。在挪威，孕妇享有10个月全额工资或一年内80％的工资。这些政策持续实施了几十年，所以总和生育率接近2.1。西班牙政府采取了生育补贴政策，政府对新生儿父母每月补贴300欧元（大约合3000元人民币），而且子女越多，补贴的数额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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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对人口出生率有所影响。德国东部曾实行若干项家庭政策，但效果不一。1972年的家庭政策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而1976年纯经济刺激的家庭政策却立竿见影地将人口生育率从1975年的1.54提高到1980年的1.94。又如法国的人口出生率之低在欧洲曾经仅次于意大利。长期的出生率下降使得法国人对人口问题予以密切关注，并于1939年起草了家庭法规。此后，家庭政策成为法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内容，并带动了人口出生率的升高。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为家长提供假期的政策，使得许多母亲能够在养育子女的同时仍然留在劳动力队伍中，但这并非唯一导致80年代后期瑞典人口出生率上升的原因。实际上，高质量的保育、强调男女在挣工资和照顾子女方面有相同的责任，以及加强儿童福利的政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家庭政策固然重要，但仅靠家庭政策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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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拥有东欧也是欧洲的最大人口规模，尽管苏联解体后元气大伤，但是凭借其较大的人口规模、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和依然不可忽视的军事实力，俄罗斯正在复兴的进程中，世界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恢复和提升。俄罗斯人口自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减少状态，面对广袤的国土，俄罗斯深感人口不足的危机。人口危机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自1992—2012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520万人。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难导致俄罗斯人口减少。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自1992年起，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这年成为俄罗斯人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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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俄罗斯有刺激人口增长的传统。“二战”期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鼓励生育以保证战争时期的人口需要，政府曾出台法令，向国民征收“无子女税”，规定男人20—50岁、女人20—45岁的无子女家庭每月需向国家缴纳工资额的6％作为纳税。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鼓励生育和吸引海外同胞自愿返乡这两项政策来增加人口。为促进人口增长，2006—2007年前俄罗斯政府通过了相关立法，大力推行鼓励生育和扶持多子女家庭的政策，包括设立“母亲基金”对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婴儿的家庭提供补贴、允许产妇享受140天全额津贴产假、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对生育超过10个孩子的妇女授予“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等。促进人口增长的计划开始实施后，俄罗斯人口总数趋于稳定，自2010—2012年实现了连续增长。从2013年起，普京政府承诺在部分人口形势严峻地区实施补充计划，为生育第三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额外补贴，对此类家庭每月支付7000卢布（约合1400元人民币）的社会补助，直到婴儿年满3岁。除了联邦政府的鼓励政策之外，俄罗斯各地也出台地方政策促进人口增长。例如，自2013年起，特维尔州生育第三胎的父母将额外获得5万卢布（约合1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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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责成俄罗斯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社会人口问题委员会，政府每年支出90亿—100亿卢布用于生育补贴，赦免来自独联体的100万人非法移民。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7年的海外同胞自愿返乡计划，政府通过提供贷款和失业补助等手段吸引海外的俄罗斯族人重返国土。根据该计划，返乡侨民不但能得到3000多美元的安家费，政府还将帮助其解决住房、就业和上学问题。但返乡侨民一般被安置在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无法生活在莫斯科等大城市。鼓励生育方面，俄罗斯政府以向产妇发放现金和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缴税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一些地区的行政机关还酝酿恢复征收1941年制定的无子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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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发达国家也在鼓励生育。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到2.0（更替水平以下）。少子老龄化是日本人口的突出特征。1994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1％，开始步入老龄社会。2000年达到17.5％，总数为2227万人，超过了1845万人的15岁以下儿童人口。少子老龄化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老人医疗费持续增加，老年人养老负担越来越重，劳动力不足，大学新生源紧张等。对于少子老龄化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就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90年代开始采取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如鼓励生育，生第一、第二个孩子的0—9岁每月政府给补助5000日元的养育金，第三个孩子每月补助1万日元的养育金，多生孩子减免税收，公务员生孩子可休假3年，政府给40％的工资补贴；推动大企业制定支持妇女生育的计划，为妇女养育孩子创造环境等。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减轻妇女工作和养育孩子的负担，创造使妇女既能兼顾职业又能安心养育孩子的环境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改革不合理制度，出台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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