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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开始，无论是国家养老金还是私人养老金收益都出现了下调，这是英国老年人推迟退休或者继续就业的原因之一。《泰晤士报》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目前50岁以上的英国人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女性、半数以上男性都表示，65岁之后仍将继续工作，主要原因是仅靠退休金无法维持生活。由于现在许多工作对体力要求不高，许多人在65岁以后再工作几年几乎不成问题。20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的生育高峰被称为“婴儿潮”。当时出生的那一代人是目前英国老年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身体状况比前几代人好，平均寿命也更长。就业人口老龄化趋势今后将长期存在。到2020年，英国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可能超过50岁，而65岁以上的人口在2050年可能增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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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应对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独终老问题，英国准备向亚洲的敬老文化学习，开始重视家庭的养老责任，整合家庭的养老资源。调查显示，英格兰有大约80万名被社会遗忘的、长期孤独生活的老人，还有500万名老人说，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主要是电视机。英国卫生部形容这是“国耻”，并呼吁英国人要向亚洲学习孝道，吸取这些亚洲国家照顾老人的经验。例如，年长的父母跟子女同住、一起生活，享受亲情和照顾。英国人必须学习敬老，构建世代之间的社会契约，最先要做的是改变年轻人对待父母和祖父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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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一样面临着大面积的孤独终老问题，现在老年空巢化趋势在不断发展，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功能难以期待，分离的居住安排导致很多老年父母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和关心。本来家庭养老是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但强制性“一孩化”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赡养—照料功能，使得很多独生子女有孝心但善事父母之力不足。有孝心但无孝能将使很多双独、单独的年轻家庭陷入“苦孝”而他们的父母陷入“空巢”的困境中。英国重视东方的文化资源、挖掘家庭的代际关系资源来应对老龄化挑战值得中国深思和反省，改革中的生育政策必须把加固家庭的养老支持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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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及其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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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子高龄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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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突破7％的门槛标准，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到1994年，该比例超过14％，转型为“老龄社会”；2011年初统计，该比例上升到23.1％，日本进一步转型为“高龄社会”。未来几十年里，日本人口将进入人口老龄化深化发展阶段。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已达23％，是全球最高水平，成为第一高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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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出生率和长寿的双重影响，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今后将成为“超高龄社会”。2012年1月3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预测表明，到2060年，日本总人口预计将在目前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将在目前基础上增加4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日本总人口的40％。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到2048年，日本人口可能遇到“分水岭”，总量将从目前的1.28亿人首次跌至1亿人以下，每年将以100万人的速度递减，2060年将进一步减少到8674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3％增长到39.9％，总数会达到3464万人，这意味着届时每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两个人在6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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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历的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发展历程。持续的低出生率和超低生育率是日本日益严重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出生率无法赶上加速的每年死亡人数的增长步伐。最近，年死亡人数出现了1968年以来的最高值。从1996年起，日本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就在下滑。日本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在1995年达到顶峰，为7980万人，此后每年平均减少55万人，到2010年减少到7150万人。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养老金缴费人数的减少，而退休人数又在不断增加。这一“多”一“少”对养老金当年收支平衡带来严重威胁。2006年，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零，此后呈逐年递减趋势。到2060年，日本14岁以下人口数量将只有791万人。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将仅有4410万人。换句话说，在2060年，日本的一半人要被另外一半人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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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少子化方面，到2060年每位日本女性预计一生平均生1.35个孩子，这比2010年的平均育儿数1.39要少。要阻止人口减少，日本的平均育儿数必须达到2.08，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一指标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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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高龄化方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将继续增长。2060年，日本女性平均能活到90.93岁，比2010年的86.39岁增长了足足4岁多，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也将从2010年的79.64岁增长到84.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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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人口年龄“金字塔”发生倒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少年人口比例。当不断缩减的年轻人口不得不供养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时，比例失调的人口年龄构成可能会将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拖入麻烦丛生的境地。在日本，1990年到2010年曾经被称为“失去的20年”。二十多年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让日本进入经济冰冻期。从此，日本政府就开始探寻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但一直收效甚微。日本持续的少子老龄化不仅压缩了日本劳动适龄人口的供给规模，而且也影响到了国内的消费市场。例如，自1999年到2009年，日本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了2％，同期65岁以上的劳动力增加了19％，而25—3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了9％。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成了日本经济的结构弱点，即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内需疲弱、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市场竞争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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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试图用鼓励生育等办法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危机，但效果甚微。日本政府曾经多年出台各种政策，来阻止人口出生率下降，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日本新领导人提议给新生育家庭每月发放补贴，每年总计发放3300美元左右，直至孩子年满15周岁。其他鼓励措施还包括增加国家承担费用的日间婴儿照顾服务，学费减免以及其他意在提高生育吸引力的措施。但事实是，单凭金钱鼓励还不足以刺激生育，经济刺激措施的影响力有时候难以超过其他影响生育的复杂社会因素。疲弱的经济已经导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强，强化了日本已经十分拼命的职场文化，这令职业女性不敢生孩子，现在结婚年龄更晚了。这种情况还令工作的男性在家的时间更少，加重了女性的家务负担。金钱不是万能的。政府还需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除了父亲应该在家发挥更大作用之外，还包括社会接受工作母亲以及营造一种持支持态度的公司文化。日本民主党还提出要将生孩子时的一次性补助提高到55万日元（合6000美元）。其他政纲包括中学免费入学以及加大幼托设施方面的开支。日本民主党预计，总开支为每年710亿美元。日本希望仿效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做法。法国将GDP的3.8％用于有利于家庭的政策上，比如费用低廉的托儿所以及延长育儿假，其出生率已上升到2.02。日本将GDP的1.3％用于家庭福利——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不过与美国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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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6日，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所发表的《全球化的日本——2050年模拟与综合战略》报告称，受少子化及老龄化的严重影响，日本经济将在2030年以后经常出现负增长，在从未实施有效经济增长战略的情况下，日本或将被挤出发达国家行列。报告从对日本人口、储蓄与投资动向以及生产率发展的预测，推测出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四种情境。在假设日本的生产率可以恢复到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情境”下，日本经济在2011年到2020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43％，而从2030年开始经济开始萎缩，2041年至2050年之间，预估年均增长率为-0.47％。报告呼吁，日本要加强女性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应该实现农业产品的高端化，使它成为出口商品；同时，利用亚洲经济增长来弥补日本内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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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是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制度受到冲击。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对该国的社会福利和税收体制形成压力，目前的养老金、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政策跟人口急剧萎缩的态势有很多矛盾，改革迫在眉睫。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日本财政在养老金、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每年要增加1万亿日元。在日本政府2010年度的预算案当中，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规模占到了整个预算案的30％左右。然而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预算案的庞大支出将越来越需要依靠外债来支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日本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使日本的财政状况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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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分为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国民年金，设立于1961年，早期覆盖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以及未参加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类似于中国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是“第一类被保险人”；后来被覆盖人口扩大到加入了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者，被称为“第二类被保险人”；国民年金的“第三类被保险人”则是第二类被保险人的配偶。第二支柱是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厚生年金相当于中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大中型企业职工；共济年金类似于中国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主要覆盖日本政府公务员。第三支柱属于补充层，例如，厚生年金基金、企业年金等。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养老年金支付压力的日益增大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三支柱的养老年金支付额占国民收入比例一直在10％以下，例如，1990年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有6.90％，1995年为8.95％。然而进入21世纪，压力明显上升，2000年则上升到11.08％，2006年日本三支柱的养老年金支付已经占到了国民收入的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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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对养老年金支付的冲击，日本政府在过去20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纵观这些改革，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提高养老年金领取年龄，降低年金领取额；二是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养老年金缴费率；三是增加政府财政对养老年金基金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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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养老年金的标准领取年龄为65岁，后来日本政府推出了弹性领取政策：如果提前到60岁领取，则养老年金支付额打折给付；如果推迟领取，则可以增加养老年金支付额。此举可以激励那些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就业。而厚生年金最初的领取年龄为55岁，此后在1954年和1985年将男性和女性的领取年龄一并提高到60岁。1989年厚生年金的领取年龄被推迟到65岁。但是日本企业的退休年龄却按照惯例维持在60岁左右。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已经退休，但是还没有资格领取养老年金的老年人。这也是日本老年人继续就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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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养老年金支付额，2004年日本的年金改革提出建立“可持续的、确保国民信赖的公共年金制度”的改革宗旨，在此宗旨下，改革法案确保年金的家庭支付水平（夫妻二人的国民年金加丈夫的厚生年金）的替代率超过在职职工年均收入的50％；在此基础上，将年金替代率从2004年的59.3％逐步下调为2023年的50.2％。除此之外，其他降低年金支付额的措施还包括：从2007年4月，70岁以上老人的年金给付逐渐减少；对领取遗族年金的家属，年满30岁的无子女女性的领取期限由无限期领取改为只有5年领取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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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改革还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养老年金费率。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由改革前的13300日元分阶段提高，直至2017年的16900日元；厚生年金费率逐步由改革前的13.85％（个人和企业各负担一半）逐步提高到2017年的18.30％。2006年日本厚生年金的费率已经提高到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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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措施是增加政府财政对年金基金的补贴额度。在2004年改革之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国民年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并负担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管理费用。2004年的改革要求将国民年金中政府财政负担的部分由三分之一逐年提高，到2009财政年度提高到二分之一，以此应对不断增加的支付压力。但是，增加政府财政对年金基金的补贴又反过来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压力。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经面临财政赤字的巨大压力，政府债务居高不下。2009年度日本政府的净外债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11.6％，这个比例在2010年度和2011年度分别达到121.7％和129.8％。而在2010年度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已经占到了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9.5％，比2009财政年度增加了9.8％。这给日本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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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财政方面的压力，对日本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成为日本各界热议的话题。近年来，日本各党派竞选的中心议题就是是否增加消费税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各政党的辩论中，支持增加消费税一方的主要依据就是日本政府需要应对未来养老年金的支付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增加税收从而减少日本财政对外债的依赖程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部分日本国民对政府提高消费税的做法表示理解，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提高消费税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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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在1941年制定了《雇员年金保险法》，这是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首次立法。1954年制定了《国民养老金法》，规定在国民年金保险中，国家负担管理费和年金开支的33.3％，余下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1961年正式实施“全民皆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1963年制定了《老人福利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备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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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步入老年型国家后，日本为提高养老年金覆盖率和解决养老基金财政问题，又对原有制度进行了改革。1970年，养老金支出1万亿日元，到1990年超过24万亿日元，到2007年时已达到48万亿日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应地从1.4％、7.0％上升到12.3％。日本养老金支出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少子老龄化趋势加剧，老年赡养比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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