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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ORLD HEALTH ORGAN IZATION．2002．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Geneva：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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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世界卫生组织编，中国老龄协会译：《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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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纪苏：《编者的话》，《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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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杜鹏：《欧盟的老龄问题与老龄政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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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人口研究》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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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麦克阿瑟研究项目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对1000名以上生活幸福的老人进行了8年以上的跟踪研究，从生理和心智方面来预测成功老龄化的因素；对瑞典数以百计对双胞胎进行详细研究，判定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对老化的作用；以实验室为基础，研究老人对压力的反应；对人和动物的大脑老化进行了近12次研究。10年来，研究团体大约2—3个月聚在一起不断对变化着的概念和方法进行讨论，了解各自研究项目的最新进展，并共同分析研究资料。参见梅陈玉婵、齐铱、徐玲：《老年学理论与实践》（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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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Rowe，J．W．＆ Kahn，R．L．（1987）重新定义成功老龄化之前，国际上的老龄研究习惯将老年人分成两类群体进行研究，一类是受损的老龄化（impaired aging），另一类是正常的老龄化（normal aging）。但这种分类方法掩盖了功能没有受损的老年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利于我们更精确地了解健康老年群体的特点、行为和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制定积极的老龄政策去促进健康、积极和成功的老龄化。因此，1987年，Rowe，J．W．＆ Kahn，R．L．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区分了“正常老龄化”，即平常老龄化（normal aging）和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从此，成功老龄化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参见杜鹏、［澳］加里·安德鲁斯：《成功老龄化研究——以北京老年人为例》，《人口研究》2003年第3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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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杜鹏、［澳］加里·安德鲁斯：《成功老龄化研究——以北京老年人为例》，《人口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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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梅陈玉婵、齐铱、徐玲：《老年学理论与实践》（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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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人口研究》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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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梅陈玉婵、齐铱、徐玲：《老年学理论与实践》（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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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毛泽东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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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第六章 树立积极老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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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四个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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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各国、各地区殊途同归，必有规律可循。人口老龄化既可以是“长寿革命”的成果，也可以是“生育革命”的产物，结合人口年龄金字塔，前者我们称之为“顶端老龄化”，后者我们称之为“底部老龄化”，概要说，就是“上扩下缩老龄化”。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可能被缓解甚至逆转，出现减速型或者逆向型人口老龄化也是可以想见的。综合各家之说，笔者提出“年龄—能力—结构—权利四要素理论”，试图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从四个关节点着眼，来结构性描述人口老龄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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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年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龄是人生进度的标记，是看待和讨论人口老龄化的首要变量。岁月具有天然的磨损能力，年龄的演进在总体上意味着功能的退化，但个体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细分的话，年龄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起始年龄，另一个是组群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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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年龄通常同于退休年龄，但考虑到我国农村老年人并不享受退休制度的福祉，所以还是用起始年龄为好。起始年龄是老年的起点，但不是老龄化的起点。老年的起点在中国是60岁，在国际上是65岁。但由于各国退休年龄不一致，所以从领取养老金的角度看老年，起始年龄的确存在着差异性。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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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年龄提示我们，老年这个群体因为年龄的不同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有些老年人属于70岁或者75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年轻有活力，不是负担，相反地可以为家庭和社会作出很多新的贡献；但也有个别老年人开始进入“能力丧失的发轫期”，演变为失能老人。有些老年人属于70岁到80岁或者75岁到85岁的中龄老人，一般健康状况要差一些，部分老人开始逐渐失能甚至提前完全失能，处在“能力丧失的关键期”。有些老年人属于80岁或者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处在“能力丧失的完成期”，可能会有更多的老者从部分失能转变到完全失能，因此需要全方位的长期照料。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升、结构的深化、规模的扩大和影响的重化，低龄老人、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组群年龄到底如何划分，是三分类还是多分类，各个组群的起始年龄和终结年龄各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可变的，如何科学厘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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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能力。人口老龄化的主体是老年人，所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功能状况和能力状况如何，对于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作用力方向和利弊具有决定性影响。老年人的能力主要包括生理生殖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劳动工作能力、学习创造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如果多数老年人是健康的、有知识、有能力、乐于奉献并且在老有所为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那么这个老龄化就是“有贡献的老龄化”，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就是“有价值的老龄化”。如果说健康老龄化的主张是维系甚至提升老年人的能力，那么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则是开发和证明老年人的能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推动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两个巨轮，缺一不可。从能力的角度区分老年群体，可以包括健康老年人、亚健康老年人、不健康老年人，也可以包括能自理老年人、部分失能老年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能力的角度看，老年群体均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老年差别化是一个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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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结构。结构就是关系，结构就是功能。从结构—关系—功能的角度看待人口老龄化是必需的视角。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经典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框架，提出“和谐老龄化”的命题。换言之，成功的老龄化战略必须处理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内代际、家里家外的人际关系、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老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与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亲近的人——如配偶、儿女、儿媳女婿以及孙辈、保姆等——的关系能否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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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由内而外产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老年人这个群体的能力和态度，还取决于老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是否合适和谐。在和谐老龄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适度老龄化”的新命题，就是说老年人口的规模和年轻人口的规模以及两个亚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需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区间。在文化的层面上，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就是要解决成年儿女和年轻人口对于老年父母和老年群体的养老支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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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权利。权利关涉保障，权利提醒责任。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很多老年人成为高龄、长寿的老人，同时也更加脆弱，他们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根据贡献—回报理论，老年人作为权利主体，普遍享有赡养、共享、参与、选择、发展等权利。老年人权利的落实和保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一个老年友爱型的社会一定是老年群体能够全方位、全人口、全过程得到关怀、服务和保障的社会。中国需要努力建设的是能力和权利本位型的幸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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