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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明显遇冷，说明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意愿性、内生性低生育率。内生性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有：（1）政策强制力因素—强计生政策的压制。长期的高压政策极大地弱化了生育率的反弹特性。（2）经济驱动力因素—高生养成本的约束。生得起养不起成为普遍现象。（3）文化诱导力因素—新生育观念的引导。在年轻一代中，小家庭偏好、对“孩奴”角色的恐惧已经非常普遍，夫妇本位的决策模式成为主流，传统的家族主义普遍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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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是劳动力供应母体。超低生育率的远期效应不可忽视。养老问题与生育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紧密，以致于可以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的养老困境实际上是“超低生育率陷阱”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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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金危机预期的社会影响和人口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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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两大问题将同时爆发并且日趋严峻。“养老困境”捆住的不仅是大批老人的晚年生活，而且将捆住国家发展的步伐。养老金危机的双重含义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养老金缴费与领取的失衡，二是“老年人口老化”将影响养老金获得与支出的失衡。“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攀升的过程，“老年人口高龄化”是指亚健康、有照料依赖性、有病患之苦的高龄人口占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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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名义保障”和“有效保障”的背离问题将日趋严重。很多老年人将只拥有名义保障，养老金的保障作用将大打折扣。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实质是企业职工自己为自己缴费养老，目前单位与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在工资总额中占比高达28％，换来的却是不足50％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百分比），也就是退休金不及工作时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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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世界银行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我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在国际警戒线以下。今后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养老风险将大面积爆发。养老保障制度因缺乏活水源头而形同虚设，有名义保障而无有效保障的“制度空壳化”现象将严重损害“制度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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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超低生育率”与“极端老龄化”的同时出现将使国家人口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国家难以摆脱人口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失重问题。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导致代际人口关系的失衡发展。全局性、持续性的人口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很难控制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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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结合尹部长谈到的这几条，笔者认为可分上、中、下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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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是鼓励奖励生育。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中国需要人口储备来应对持续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人力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人口亏损危机。鼓励生育可弥补人口亏损，增加人力储备，但需要时间提前量。中国要摆脱末端治理模式，就要从源头入手。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提前20年左右储备年轻人口的战略资源。换言之，2015年出台人口新政，那么所产生的人口补偿效应也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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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千方百计提高人力资源就业率和缴费率，包括提高劳动力人口在业率，增加老年人口再就业率，适当引进国外年轻有技能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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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在当下的社会架构中，延迟退休的做法恐怕多少会带有强制性，而很难像学术理论界所提倡的那样实施弹性退休，因为弹性延迟退休主要对潜在退休者有利，而强制延迟退休主要对消解养老金压力有利。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强制模式。但如果这么做，会导致潜在退休者的普遍不满，本来可以提前享受“幸福时光”，现在却要继续劳作，这会导致消极怠工、尸位素餐，何况延迟退休终究有年龄和能力的边界，不可能无限延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3年9月，对2.5万余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人民网在2013年底的调查也显示，有超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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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延迟退休的制度安排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50岁是全世界最早的退休年龄。据了解，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为65岁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0岁，女性为55—60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权威人士表示，关于延迟退休的政策，2016年会出台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之后会在2017年正式出台。出台以后，会有一个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的时候才会正式实施。但必须指出，跟杀鸡取卵的强制一胎政策一样，以老当少的强制退休政策也是目光短浅的举措，效果将十分有限甚至得不偿失，不应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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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生育政策改革的“前生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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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早在1980年就普遍实施“二孩正好”的柔性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将逐步下降，诸如性别失衡、失独无后、人力短缺、未富先老等问题将大大缓解。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新政，在微观上可以减少政策性独生子女的诸多风险，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养老能力，在宏观上有助于优化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遏制和改变生育率过低的态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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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慢变量，生育改革关系国运民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人口的表象是“数字”，本质都是“生命”、“尊严”和“希望”。所以，回归生育的本来面目，造福于家，复兴于国，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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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见，肇始于2014年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大致要经过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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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改革试探期。2013年底公布的“单独二孩”新政，理由主要有：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有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改革的理由很恰当，但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太小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全国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39万对提出申请，2014年新增婴儿不过47万，政府预期的年增200万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截至2015年5月，再生育申请人数每月平均8万—9万人。事实表明，对于处在长期低生育率状态的人口大国来说，“单独二孩”政策所发挥的补偿性生育作用可以说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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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改革过渡期。由于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转变得不彻底，以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所以预期中的改革就是“全面放开二胎”，虽然对70后的非独家庭来说，这已是迟到的改革，但毕竟是生育公平性的一个补正，值得期许。从目前的态势看，虽然“全面放开二胎”已经落地。但基于中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被高生育成本时代彻底改变，估计对超低生育率和年出生量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符合二胎政策要求的非独家庭有多少？其中有生育意愿的有多少？提出申请的有多少？落实在行动上的有多少？成功生下二胎的有多少？“全面放开二胎”的预期效果并不乐观，遇冷几乎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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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改革觉醒期。“全面开放二胎”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在生育主力人口代际递减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双重驱使下，中国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预期中国将开始倡导自主、自由的生育，“一个少了，两个不多”将成为生育理念。但人口负增长的大幕一旦拉开，人口负惯性势能将如期释放，人口减少、人口安全等问题也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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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改革振兴期。进入2020年后，鼓励生育和振兴人口或将成为时代强音。但目前出现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劳化和集聚化趋势，到时将在更大范围蔓延。在此情况下，国家或许将颁布“国家人口振兴计划”，努力重建生育文化，寄希望于“婴儿潮”的生机和年轻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改变。由于人口问题的转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和不可逆性，因此需要高瞻远瞩，早为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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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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