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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世界银行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我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在国际警戒线以下。今后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养老风险将大面积爆发。养老保障制度因缺乏活水源头而形同虚设，有名义保障而无有效保障的“制度空壳化”现象将严重损害“制度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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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超低生育率”与“极端老龄化”的同时出现将使国家人口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国家难以摆脱人口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失重问题。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导致代际人口关系的失衡发展。全局性、持续性的人口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很难控制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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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结合尹部长谈到的这几条，笔者认为可分上、中、下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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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是鼓励奖励生育。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中国需要人口储备来应对持续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人力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人口亏损危机。鼓励生育可弥补人口亏损，增加人力储备，但需要时间提前量。中国要摆脱末端治理模式，就要从源头入手。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提前20年左右储备年轻人口的战略资源。换言之，2015年出台人口新政，那么所产生的人口补偿效应也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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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千方百计提高人力资源就业率和缴费率，包括提高劳动力人口在业率，增加老年人口再就业率，适当引进国外年轻有技能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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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在当下的社会架构中，延迟退休的做法恐怕多少会带有强制性，而很难像学术理论界所提倡的那样实施弹性退休，因为弹性延迟退休主要对潜在退休者有利，而强制延迟退休主要对消解养老金压力有利。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强制模式。但如果这么做，会导致潜在退休者的普遍不满，本来可以提前享受“幸福时光”，现在却要继续劳作，这会导致消极怠工、尸位素餐，何况延迟退休终究有年龄和能力的边界，不可能无限延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3年9月，对2.5万余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人民网在2013年底的调查也显示，有超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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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延迟退休的制度安排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50岁是全世界最早的退休年龄。据了解，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为65岁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0岁，女性为55—60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权威人士表示，关于延迟退休的政策，2016年会出台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之后会在2017年正式出台。出台以后，会有一个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的时候才会正式实施。但必须指出，跟杀鸡取卵的强制一胎政策一样，以老当少的强制退休政策也是目光短浅的举措，效果将十分有限甚至得不偿失，不应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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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生育政策改革的“前生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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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早在1980年就普遍实施“二孩正好”的柔性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将逐步下降，诸如性别失衡、失独无后、人力短缺、未富先老等问题将大大缓解。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新政，在微观上可以减少政策性独生子女的诸多风险，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养老能力，在宏观上有助于优化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遏制和改变生育率过低的态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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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慢变量，生育改革关系国运民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人口的表象是“数字”，本质都是“生命”、“尊严”和“希望”。所以，回归生育的本来面目，造福于家，复兴于国，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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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见，肇始于2014年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大致要经过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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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改革试探期。2013年底公布的“单独二孩”新政，理由主要有：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有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改革的理由很恰当，但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太小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全国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39万对提出申请，2014年新增婴儿不过47万，政府预期的年增200万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截至2015年5月，再生育申请人数每月平均8万—9万人。事实表明，对于处在长期低生育率状态的人口大国来说，“单独二孩”政策所发挥的补偿性生育作用可以说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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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改革过渡期。由于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转变得不彻底，以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所以预期中的改革就是“全面放开二胎”，虽然对70后的非独家庭来说，这已是迟到的改革，但毕竟是生育公平性的一个补正，值得期许。从目前的态势看，虽然“全面放开二胎”已经落地。但基于中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被高生育成本时代彻底改变，估计对超低生育率和年出生量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符合二胎政策要求的非独家庭有多少？其中有生育意愿的有多少？提出申请的有多少？落实在行动上的有多少？成功生下二胎的有多少？“全面放开二胎”的预期效果并不乐观，遇冷几乎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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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改革觉醒期。“全面开放二胎”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在生育主力人口代际递减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双重驱使下，中国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预期中国将开始倡导自主、自由的生育，“一个少了，两个不多”将成为生育理念。但人口负增长的大幕一旦拉开，人口负惯性势能将如期释放，人口减少、人口安全等问题也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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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改革振兴期。进入2020年后，鼓励生育和振兴人口或将成为时代强音。但目前出现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劳化和集聚化趋势，到时将在更大范围蔓延。在此情况下，国家或许将颁布“国家人口振兴计划”，努力重建生育文化，寄希望于“婴儿潮”的生机和年轻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改变。由于人口问题的转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和不可逆性，因此需要高瞻远瞩，早为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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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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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层面“共建、共融、共享”的制度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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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小康社会的共建者，是和谐社会的共融者，更是福利社会的共享者。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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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有限众所周知，不少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我国老龄问题的重心和难点在农村。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将超过22％。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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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龄化的养老—照料的双重危机已经爆发。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例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6年的1.86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需要提前从战略上应对。人口结构具有强大的惯性，将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应对老龄化必须留出提前量，在战略上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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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加强家庭养老功能。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从政策上改变“限制性生育”为“鼓励性生育”是负责的也是有远见的。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生育的独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很多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将面临老难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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