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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看，两大命题分别关注的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效益问题，二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要做两篇文章，在蛋糕做大之后，要锦上添花，保障老年人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在蛋糕不够大的时候，则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的生活条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做法就是有力的证明。归根结底，养老保障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保障方式要与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和老年人口的特点相适应。把握住这两个互相适应来设计和运作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使人口的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累积和分配达到和谐、适应、共生的良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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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点是维系住老年人个体和外部世界建设性的平衡关系或者说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老年人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用”进而到“老有所成”。与此同时，使整个社会在生产性老龄化的推动下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以及人口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的生态，而且是社会的生态甚至心态的秩序。积极的老年文化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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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需要肩负起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的三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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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责任了解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及其变化，进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背景下，全球社会正在从核心家庭的老年照护转向专业机构的老年照护。政府要努力打造有强大公共财政支持、有强大质量监督体系、家庭化、有品质的老年护理体系。机构养老不仅仅是养老地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养老服务品质的保障，因为它更专业。社会化养老供不应求，由此提出了一个加快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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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我们既要面对“未富先老”的事实，同时也要在“边富边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中央为退休长者提高退休金水平的报道常入眼帘。老年人过去是贡献者，现在理应是共享者，现在各地各级政府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都可以理解为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都体现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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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融、共享是构筑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年人的再就业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年轻人竞争不过老年人，说明老年人依然有价值可以创造，或者说有些岗位是适合老年人的，老年人就业有拾遗补阙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就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政府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社会都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批健康老年人处在赋闲状况。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即使有与年轻人争饭碗现象也符合市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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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还包括文化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很多长期的任务。特别是对“无后老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帮助，满足他们可能卑微却迫切的要求，共建一个老年友好的国家、人道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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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概括而言，我们需要秉持“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态度取向来构筑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如果我们在全社会能准备好四大应对的态度，并在诸多方面做好准备，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老人安享晚年以及社会和谐发展两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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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树立的“科学老龄观”是辨证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后果的严重性、话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回应。水木清华有一句箴言：行甚于言。“积极应对、化弊为利”的主张意味着我们不能悲观失望，而是需要直面挑战，积极回应，不消极等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能转化为无法化解的巨大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引致生产，消费促进生产，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巨大的为老服务市场需求昭示着巨大的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老龄化社会的商机无限。根据估计，我国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可能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帮助创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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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并不完全是依赖性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人口红利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口红利”。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为家庭、为成年儿女、为社会发展作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老年人不是负担、包袱和问题的代名词。在理念上，那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和包袱的观点是片面而且有害的，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大负面作用。因为，老年人口的存在一定会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是正是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这就要求社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正面作用，并将负面作用想方设法进行转化。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质，是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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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老年价值”的再发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改变了社会上对老年群体过于消极的评价，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一是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做暮年烈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二是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也就是“产出性老龄化”，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提醒决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要重视老年人的尊严、价值和参与，关注行为层面的“老有所为”，更要关注心理层面的“老有所用”以及价值层面的“老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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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成功的老龄化一定是有准备、有储备的老龄化。(6)无论是准老年人、家庭、社会和政府都需要为重度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概括来说，我们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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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思想准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悄然无声却一步紧似一步。中国的人口每日每时都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且高龄化问题、重度老龄化问题必将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提出了很多理论与主张，著名的有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原则等。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程度有高低，规模有大小。基础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养老制度包括生育储备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不我待，我们需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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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健康准备。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我们要从全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推进“健康老龄化”，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要为生命老年期的到来做好能力储备工作。(7)长寿不等于健康。(8)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即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身心健康构成了活动能力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我们要倡导中青年人口“储蓄健康，应对老龄”。健康准备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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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生育准备。家庭养老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维护和光大这个优良的传统。“4—2—1”家庭结构问题将困扰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人口政策因为缺乏人口的战略储备而给未来预留了巨大的社会隐忧。破解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朝适度生育、优化人口的方向努力，尊重天赋人权、提倡性别平等、鼓励普遍二胎，同时允许多胎。中国需要适度生育和人口振兴战略，尽快实施性别平等、城乡统筹、生育不少于两胎的长远政策，这是缓解重度老龄化冲击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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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家庭准备。中国先贤教导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流行于农业社会家庭的养老文化。传统文化往往有其核心价值，这就是古今不变的对父母的敬爱。在少子高龄化和独子老龄化时代，“父母在，不远游”出现了新的含义。家庭需要提前作出战略性的居住安排。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地成功地实践过“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居住安排模式，其特点是分而不离、分而不疏。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为了两代人各自的私密空间倡导和实践过“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but at a distance）；中国为了应对高龄时代的照料危机，我们认为需要及早提倡“便于照料的距离”，即最好能与父母保持一个相对近的居住距离。例如，虽然分开居住却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照顾晚年的父母，以尽人子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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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亲属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网络家庭日趋普遍，更需要建设好子家庭和母家庭的关系。(9)在应对父母高龄化、儿女老龄化的挑战过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只有力量凝聚而不是分散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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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是物质准备。物质储备意味着老龄社会要有物质基础，老年人要有经济基础。现在多投资点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的重度老龄化减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今后的老年人，所以一些社会活动设施的投资表面上看用得人少，今后用得人却多。为未来社会的预先投资，实际上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是在为未来储蓄。特别是建筑和公共设施应该考虑便于老年人的行动和出入，一个有老年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的。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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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成功的、幸福的老龄社会，为此，提出“老龄友好”“老龄关怀”理念十分必要。这种老龄理念需要全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及早转化为政府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提前应对，有备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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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是文化准备。建设和谐的老龄社会、实现和谐有保障的老龄化是我国的战略方向。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孝道正面临着重要的变革，其演变方向引起了关注。(10)出路何在？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血亲孝，同时发展仁道孝，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建构坚强和谐的代际关系，探索“文化养老”的新路径。(11)例如，除了已经有的源自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和我国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外，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学习设立“祖父母节”。好的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识和文化灯塔，可以起到引导人心、强化伦理、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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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的文化储备要以尊老、敬老、安老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发扬光大孝道文化和养生文化，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建设好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和天人关系，就一定可以持续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目标。例如，自2010年始，我国由民政部统一施行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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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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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社区组织，都是老年人另一个“家”。他们直接面对老年人和家庭，是需求与服务的桥梁，其主要职责是帮扶、关怀和服务。中国需要培育无数个老年友好的组织并形成致密的体系。居家养老不能没有社区为老服务。社区组织在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商、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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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是中国目前采用的主要养老模式。很多老人感叹：子女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因此，只能解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父母的紧急问题，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重任，只是在一定时期（如需要高额医疗费用）提供支持。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加快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支持环境。同时，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和生活节奏加快，中青年一代正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照护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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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选择已日趋多元化，呈现出个人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等多种模式并行的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一种以强调社区服务为主，结合个人与家庭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即社区居家养老，赢得了众多市民的欢迎。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住在家庭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承担养老工作或托老服务，如社区办老年饭桌、送餐上门、家庭病床、料理家务和“急救铃”等。在收费方面则以福利为主，根据老人的生活条件适当交一定的费用，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老人则实行无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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