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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家庭准备。中国先贤教导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流行于农业社会家庭的养老文化。传统文化往往有其核心价值，这就是古今不变的对父母的敬爱。在少子高龄化和独子老龄化时代，“父母在，不远游”出现了新的含义。家庭需要提前作出战略性的居住安排。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地成功地实践过“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居住安排模式，其特点是分而不离、分而不疏。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为了两代人各自的私密空间倡导和实践过“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but at a distance）；中国为了应对高龄时代的照料危机，我们认为需要及早提倡“便于照料的距离”，即最好能与父母保持一个相对近的居住距离。例如，虽然分开居住却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照顾晚年的父母，以尽人子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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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亲属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网络家庭日趋普遍，更需要建设好子家庭和母家庭的关系。(9)在应对父母高龄化、儿女老龄化的挑战过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只有力量凝聚而不是分散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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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是物质准备。物质储备意味着老龄社会要有物质基础，老年人要有经济基础。现在多投资点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的重度老龄化减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今后的老年人，所以一些社会活动设施的投资表面上看用得人少，今后用得人却多。为未来社会的预先投资，实际上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是在为未来储蓄。特别是建筑和公共设施应该考虑便于老年人的行动和出入，一个有老年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的。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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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成功的、幸福的老龄社会，为此，提出“老龄友好”“老龄关怀”理念十分必要。这种老龄理念需要全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及早转化为政府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提前应对，有备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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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是文化准备。建设和谐的老龄社会、实现和谐有保障的老龄化是我国的战略方向。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孝道正面临着重要的变革，其演变方向引起了关注。(10)出路何在？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血亲孝，同时发展仁道孝，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建构坚强和谐的代际关系，探索“文化养老”的新路径。(11)例如，除了已经有的源自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和我国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外，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学习设立“祖父母节”。好的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识和文化灯塔，可以起到引导人心、强化伦理、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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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的文化储备要以尊老、敬老、安老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发扬光大孝道文化和养生文化，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建设好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和天人关系，就一定可以持续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目标。例如，自2010年始，我国由民政部统一施行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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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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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社区组织，都是老年人另一个“家”。他们直接面对老年人和家庭，是需求与服务的桥梁，其主要职责是帮扶、关怀和服务。中国需要培育无数个老年友好的组织并形成致密的体系。居家养老不能没有社区为老服务。社区组织在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商、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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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是中国目前采用的主要养老模式。很多老人感叹：子女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因此，只能解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父母的紧急问题，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重任，只是在一定时期（如需要高额医疗费用）提供支持。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加快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支持环境。同时，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和生活节奏加快，中青年一代正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照护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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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选择已日趋多元化，呈现出个人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等多种模式并行的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一种以强调社区服务为主，结合个人与家庭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即社区居家养老，赢得了众多市民的欢迎。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住在家庭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承担养老工作或托老服务，如社区办老年饭桌、送餐上门、家庭病床、料理家务和“急救铃”等。在收费方面则以福利为主，根据老人的生活条件适当交一定的费用，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老人则实行无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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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可以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住所和环境中，政府可以不必花过多的资金建设集中的养老机构和设施，只是这种模式要求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提供各种上门服务，如为老年人提供购物、清扫、护理等日常的生活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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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努力实现积极老龄化，创办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为老年群体的老有所为提供广阔的天地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了做到老有所为，就要挖掘老年人的潜能，使其转变为社会有用的资源。他们具有宝贵的才能和经验，能够融入社会，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教育、体育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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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老年人在进入老年后老有所为的时间越长，不仅能减轻社会和家庭对老有所养的负担，而且能够继续为社会作贡献。例如，福建省福州市遵循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原则，试办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引入民间资本进行运作。政府划拨土地（山地、坡地、滩涂等）2000亩，民间筹资5000万元，按国际三A级标准设计，首期建成500张床位，总床位1000张的规模养老机构。该养老机构分设住宿膳食区、娱乐体育区、文化艺术区、医疗保健区、科研教育区、种植果蔬区、养殖动物区、工艺制作区等，力争将其建成我国功能最完善、项目最齐全、标准最规范、服务最周到的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的示范点，为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提供综合整体配套设施和服务，构建和谐的老龄社会和老年社区。该养老机构采用会员制方式接纳各界老年群体参加，并向全社会吸收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各行业能工巧匠，担任各“老有所为”项目的带头人，以充分发挥老有所为的作用。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参加管理或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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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同伴互助养老”的探索是积极有益的。在实际生活中，早有一种男女搭伴的养老方式，就是不结婚但住在一起的养老方式，求的是异性老人之间的情感慰藉和生活照应。河南省荥阳市等地推出孤寡老人组成“类家庭”的做法则是同性别的，是一种“同伴互助养老”。这是一种政府公益建房、老人自愿结合、同伴生活互相帮助的养老方式。简单说，就是大伙儿合住有个伴，平时可互相照应，而且大家都不太孤单。“同伴互助养老”在各地都有一定成效，笔者在湖北省调研时也遇到过“类家庭”这样的养老组合。小分散、大集中的做法可以使效率和效益双赢。这种来自实践的探索，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有效解决养老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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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老人组成“类家庭”的做法能否成功取决于：（1）老人自己能否做到自愿、自主、自理；（2）老人之间能否做到互信、互助、互惠；（3）政府帮助、地理适中、个人结合等因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这种就近安置、集中养老的方式，既节省资金又满足了很多老人不愿离家的心愿，还为老人们的精神交流创造了条件，是养老方式上的一个有效探索。首先是多功能性特点，多方面都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都站得住脚。其次“类家庭”的名字也透出玄机，说明了老年人对家的渴望，对家的依赖，对家的亲近。家人是人际心理距离最短的群体，因为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家就创造一个“家”，这正是“同伴养老”或“抢团养老”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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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要老人高兴，就是一件好事。但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毕竟是“类家庭”而不是真家庭。这些矛盾需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一些老人合适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老人。今后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老人，需要考虑这些老人的意愿和特点。一般来说，这种“同伴养老”适用于低年龄的、合群的、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根据荥阳市的探索，这是一种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在养老的照料功能上类似于家庭的互助养老，在养老的财政支持上则是社会的补贴养老。这种养老方式今后可能遭遇的一个挑战是随着同伴老人的年龄增大，互助的能力下降而养老的照料需求上升，那么依靠老年群体自身的力量将难以支持高龄化的需要，也就说需要相对专业的照料了，“同伴互助养老”可能难以为继。政府需要适当考虑老年人口年龄和功能因素对养老方式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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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社团组织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老年人需要在松散但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的组织中获得友谊、社会支持和自我肯定。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老龄社会里，老年人群必然会成为积极的生活主体，他们会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老年的价值。老年人的社团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发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老年人成立联谊会，可以在一个社团的影响下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目标。老年人的个体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老年群体的力量绝对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应当忽视的。老年人团体容易互相影响并且对社会产生影响。在社团的发展中，老年人容易产生趋同性的价值观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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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老年人社团的积极发展已经起到相当良性的示范效应。我们已经看到老年人社团发展的端倪，兴利除弊是必须考虑的价值取向。老年人发展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社会性，让老年人融入社会而不是与社会相隔绝，并且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参与中获得欢乐、健康和价值。老年人融入社会既可以是在同代人中进行，也可以穿透代际之间的隔阂实现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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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老年人的家，居家养老成为许多老年人晚年居住安排的现实选择。所以，社区在驱除老年孤独方面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全国各地的大小社区都需要加强精神赡养功能。譬如，提供老年活动场地和项目，提倡新的五个“老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开展老年交游活动、亲情陪护活动，等等。在天地人和的和谐格局中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实现个体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进而实现社会总体的幸福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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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层面有准备的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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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国家、社区和个人（家庭）共同实施的大战略，不仅要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在中青年期和准老年期也应作出积极的回应。“健康储蓄”和“态度准备”是有准备的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前提。流行观点认为，老龄问题与老年人和老年期有关，这固然不错，但生命历程的事实表明，老龄问题不仅仅与老年人和老年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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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本项研究观察到了两种老龄化：（1）老年期的显性老龄化，最重要的是年龄标识和退休认定。60岁或者65岁一般被认定为老年的年龄起点，或者以退休作为事实上的进入老年的标志，包括了低龄阶段的积极老龄化和高龄阶段的依赖老龄化。（2）前老年期的隐性老龄化。前老年期的漏损和老年期的丧失共同构成了老年期的终极挑战。从隐性漏损到显性丧失，逐步放大了老龄化对个体、家庭和国家的挑战。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考虑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老年期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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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隐性漏损还是显性丧失，都涉及健康资源、生育资源、收入资源、社会资源和态度资源等几个方面。积累资源，防范风险，是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思路。我们的口号是：“积极老龄化，从年轻开始。”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就是要管住嘴、净化胃、善待心、迈动腿和愉悦神。理念决定行动，态度决定一切。笔者从个体的层面提出“有准备的老龄化”，就是主张要在全体国民中倡导健康储蓄和资源积累，以应对老年期的老年风险。老年人的战略应对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最好在前老年期就做好应对准备，主要是积累养老资源以应对老年的不时之需，包括健康资源、经济资源、人际资源。健康、经济和人脉是老年人应对老龄化挑战最重要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是老年人的养老本钱，笔者称之为“老本积累战略”。例如，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意义在于前老年期的健康投资，在于全生命周期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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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储蓄”是指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建设身心健康、储备健康存量，以应对老年期健康丧失的挑战。老年期的健康与前老年期的健康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将视角延伸到前老年期，放在整个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框架来讨论“健康老龄化”命题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初始危险，在童年早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国内外研究都强调年龄因素的重要性，包括年龄与老年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年龄与老年人痴呆病、糖尿病的关系，以及年龄在老年人的心理认知和身体活动中的显著影响等在神经医学分析和病理分析中的作用和地位。大量的年龄研究结果表明，现实老年人口健康长寿不仅仅和现实的老年阶段社会经济状态有关，也与老年人口幼年时期、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生活特征有密切关系。因此，在生命各个阶段进行干预，创建支持性的优良环境和促进健康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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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是我们的目标。健康老龄化是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新概念；2002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将“促进老年人健康”再度确立为全球社会的政治目标之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病理性老龄化现象。我国很多地区调查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根据2000年中国城乡一次性抽样调查，我国老年人自认为健康的比例大约是50％。根据北京市老年病医疗中心2000年对北京城乡地区抽样调查，老年人各种慢性病的患病率达到74％左右，有两种以上疾病的老年人比例从1992年的35.3％上升到1997年的41.9％。1997年调查发现，老年人中存在对生活有明显影响的残疾（视力、听力、躯体功能等障碍）率是25.2％，5％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依赖他人照料，而且随年龄增高依赖率也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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