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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权术政治’（Realpolitik）的时代身为政治家的儿子”，少年韦伯认为西塞罗（Cicero）在文学上所受到的普遍推崇，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在他眼里，西塞罗——尤其是他在关于喀提林（Catiline）的头一个演说中所表现的[3]——只不过是个善于措词的文人、一个低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演讲者。他试着将自己比作西塞罗，自问这些高谈阔论的演说能有什么作用？他觉得西塞罗应该“除掉”喀提林，用武力消灭掉这场可怕的阴谋。在他写给一位表兄讨论这些问题的信中，经过详细的论证后，他结语道：“简言之，我发觉此一演说，立论非常薄弱而且没有意义；他的整个政策就目标而言游移不定。我认为西塞罗根本没有足够的决断与精力，也缺乏技巧，更谈不到有伺机而动的能力。”[4]就读柏林大学的这位表兄，在回信中暗示，年少的韦伯只不过是拾他读过的书的牙慧。为了替自己辩护，韦伯尖锐但保持风度地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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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写来的信，似乎认为我抄袭某些书籍，或者至少是说我剽取所读过书籍的要点，以为己有。简言之，这就是你长篇大论的要旨所在。你小心翼翼尽可能不着痕迹地提出这一点，只因为你以为我会介意一个我知道并不合于实情的意见。虽然我动用了我所知道的全部知识，我还是无法承认我被任何一本书或老师的任何言辞牵着鼻子走。……当然……一般而言，我们年轻的一群，自你们年长的一辈（我认为你是其中之一）所积累的智能中获益匪浅。……我承认一切看法皆可能间接源自书本，因为书本除了就人所无法了解的事物，对人有所启发和指导，还有何用？有可能我对于书本中的说法和演绎异常敏感。关于这点，相信你比我有更好的判断，因为就某些方面而言，了解他人要比了解自己来得容易。至于我论述的内容——或许完全不正确——绝非直接抄自任何一本书。至于其他，我并不介意你的批评，因为我最近才发现，蒙森的书里面也说过类似的看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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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母亲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阅读儿子的通信。她极担心自己与儿子在思想上日益隔阂。像韦伯这样一个认真而聪明的成长期少年，既然意识到双亲之间有问题存在，观察到了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父权家庭里面所特有的障眼手法，自然会学到不能从表面来看人说的话和做的行动。他逐渐认为，如果要了解真相，必须要靠直接的第一手知识。所以，当他被送去参加“坚信礼”的课程时，他把希伯来文学到能够读《旧约》原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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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人为儿子对宗教的淡漠而忧心忡忡，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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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坚信礼的时间愈接近，我愈看不出这段成长的阶段对他有什么较深的影响，好让他去把他要在圣坛前当成自身的信念而宣告的东西拿来思考。前几天，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试着了解他对基督教意识的主要问题的想法与感受。他似乎很惊讶，我会假定所有有思想的人，都会因为坚信礼课程，而对自己弄清楚诸如对永生的信仰、神意引导我人的命运等这类问题。对于这些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信念——其形式一点都不重要——我的内心深处有最温馨的感受……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把我的信仰，向我的亲生儿子表达出来，对他产生任何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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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一份深厚而属于个人的敬虔心绪，海伦娜·韦伯为其表面家庭生活的俗世倾向所苦。虽然如此，她依然以爱心承受她丈夫造成的那种自满、自以为在道德上优越以及父权式的气氛。成长期的韦伯，在严肃的问题上愈来愈无法和他的母亲沟通。这倒不是因为他开始受父亲影响；近代知识生活的现世气氛，使他既远离父亲的庸俗，也推开了母亲的敬虔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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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长辈尊重，但他反抗他们的权威。不过，他并没有参加同学们“轻浮”的活动、学校的刻板生活和老师们在思想上的空洞无聊；他只是遁入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孩子，自然不会接受父亲的指令。父亲如何毫不体贴地利用妻子，没有逃过这个十七岁孩子锐利的眼光。有一次，当韦伯和父亲在意大利旅行时，因为没有足够地表现出典型观光客应该有的兴致，遭父亲责骂。韦伯的反应是干脆明言他打算立刻独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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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坚信礼中得到的经文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7]韦伯的遗孀在她写的传记中如此说：“经文中再没有别的句子，更好地表达了支配这个孩子一生的律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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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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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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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喀提林在西塞罗及保守派争权失败后，曾意图叛变。事发后喀提林出逃，其党派继续鼓动，终遭人出卖，全数被捕。西塞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将谋叛者处死，为此西塞罗亦遭流放。为喀提林之事，西塞罗曾在元老院发表四次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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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韦伯传》，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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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伯传》，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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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伯传》，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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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哥林多后书》3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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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传》，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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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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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春天，韦伯结束了大学前的求学阶段。由于禀赋优异，他并没有必要“过分用功”。不过，他的老师们却指出，他缺乏持之有恒的用功，并怀疑他在“精神上的成熟”。像许多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一样，韦伯给他中学老师留下的印象相当恶劣。这位年仅十七岁、肩膀下垂而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仍然缺乏对权威的适当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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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箕裘乃父，攻读法律。他也研习包括文学、经济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在当时的海德堡，这些科目的教师都是卓越的学者。靠着父亲的关系，他接触到一些圈子，其中包括他成为他父亲所属的决斗兄弟会（dueling fraternity）的预备会员。至于母亲这一方面的关系，他的一位表兄是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历史学家鲍姆加腾（Hermann Baumgarten）的儿子，正在海德堡读神学；经他的引介，韦伯参与了当时神学与哲学方面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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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每天早起，先上一堂逻辑课，然后在击剑房“晃荡”一个小时。听课的时候，他“用心听讲”，十二点半“花一马克”吃午餐，偶尔也会叫杯四分之一升的葡萄酒或啤酒。时常，在午后他会玩两个钟头“认真的纸牌戏”。而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听课笔记，并且阅读诸如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旧信仰与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等类的书籍。“有时在下午，我会与朋友上山散步；傍晚则再度于餐馆会面，花上八十芬尼吃顿丰盛的晚餐。我读洛策（Rudolf Hermann Lotze）的《小宇宙》（Mikrokosmos），进而我们热烈地讨论它。”[1]有些时候，教授邀请他到家里玩，这让韦伯有机会进行观察，日后向他们这群朋友模仿他们所熟知的人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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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开始，韦伯热心地加入决斗兄弟会的社交生活，学习着在狂饮和斗剑中不落下风。不久，他的脸上留下了〔当时学生脸上〕常见的伤疤。他开始欠债，而且在海德堡求学期间一直如此。他在这段时间学到的许多学生歌曲或爱国歌曲，一生都留在他的记忆里。当年清瘦的青年，逐渐成熟为一个刚强、有着宽阔肩膀而相当壮实的成年人。当他去探望在柏林的母亲时，他已经是一个具备了德意志帝国外在特征的大男人了；他的外表使他母亲震惊，竟然在他脸上掴了一个巴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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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在海德堡度过的岁月，韦伯写道：“决斗兄弟会在桀骜不驯的侵略性方面的一般训练，以及身为预备军官，无疑地给予我相当深沉的影响。一扫我在成长时期害羞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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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堡读了三个学期后，十九岁的韦伯前往斯特拉斯堡服役。由于除了斗剑之外，他从未有过任何体力上的训练，所以服役及军事操练令他难以适应。而在体力紧张外，他更深为军营训练的无聊与下级长官的无理找碴所苦。他不愿放弃在知性方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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