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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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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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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传》，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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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韦伯传》，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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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伯传》，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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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伯传》，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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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伯传》，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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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传》，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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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韦伯传》，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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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指的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中的《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 Theorie der Stufen und Richtungen religiöser Weltablehnung）；英译见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pp.323—359。这篇重要作品的中译，见《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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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ugendbriefe（Tübingen, n.d.）, pp.191—192.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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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传》，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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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韦伯传》，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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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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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春，老韦伯的一位侄孙女，到柏林来接受专门职业教育。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时年二十二，父亲是位医生；她曾在汉诺威市一所女子仪范学校（finishing school）进修。一年以前，她曾拜访过韦伯的家。这次重返柏林，她察觉自己已与韦伯坠入情网。经过一阵迷惘混乱、一些维多利亚式的误会、一番道德上的摸索自问，韦伯与玛丽安娜终于宣布订婚。他们在1893年秋天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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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娶玛丽安娜为妻之前，大约六年之久，韦伯曾爱过斯特拉斯堡一位姨母的女儿。这位女孩曾在精神病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韦伯温婉地与她断绝关系之际，她正在逐步地复原之中。他永远没有忘怀自己如何给这位纤弱的女孩带来痛苦，虽然那并非他的本意。他之所以温和对待那些在人际关系方面犯错误的人，以及在个人问题上采取斯多噶式的一般态度，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除开此层关系外，他和玛丽安娜的婚事，还曾受到另一项道德困境的困扰。或许因为韦伯迟迟不敢接近玛丽安娜，他的一位朋友曾追求玛丽安娜，以致韦伯必须横插进去。这对韦伯来说，也有几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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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过门之后，韦伯在柏林过着年轻学者少年得志的生活。其时著名的经济学教师戈尔什密特（Levin Goldschmidt）生病，他的职位遂由韦伯暂代。韦伯每星期得花十九个小时在讲台与讨论课上。他也参加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除此之外，他又给自己安排许多沉重的工作。他积极地为政府机构做咨询工作，并且为民间改革团体进行特别研究，主题之一为证券交易所，另外一项研究是关于德国东部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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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秋，他接受了弗莱堡（Freiburg）大学经济学正教授的教职。在该地他结识了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瑙曼（Friedrich Naumann）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由于工作繁重，他每每挑灯至更深人静。当玛丽安娜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大声地说：“我若不工作到凌晨一点，就不可能算是一个教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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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韦伯一家赴苏格兰及爱尔兰西海岸一游。回到弗莱堡之后，他在大学发表他的就职演说，题目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politik），其中他表白了对帝国“权力政治”和霍亨索伦王朝（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的信念。这篇演说引起相当大的骚动。他写道：“我的观点之残酷，已引起惊恐。但是天主教徒最满意，因为我给予‘伦理文化’（ethicalculture）狠狠一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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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韦伯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讲座席位，接替退休的著名学者、“历史学派”（the historical school）领袖之一的克尼斯（Karl Knies）。也因此他成为许多昔日师长——诸如费歇尔（Kuno Fischer）、贝柯（Immanuel Bekker）和其他仍然对海德堡的思想和社交生活有决定影响的人——的同事。他的朋友包括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亨泽尔（Paul Hensel）、艺术史家诺依曼（Karl Neumann）和宗教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特勒尔奇是韦伯最贴心的朋友和学术上的知己之一，曾在韦伯家住过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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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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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216。所谓“伦理文化”，指的是俾斯麦对天主教进行“文化斗争”时的口号。参见下面《韦伯的政治关怀》p.48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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