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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荣誉感极为严格，又有见义勇为的骑士精神，再加上他具有后备军人的身份，使他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要卷入法律诉讼和“名誉事件”。个性使然，韦伯处事每每发之于冲动和义愤。但是，一旦他所发动的力量在道德上击溃了对手，他的愤怒会平息，内心充满着慈悲和同情；而若他意识到在有过失的人之外的其他人，为他的行动所累，他的反应更是如此。对这类事情的感觉不若韦伯强烈的亲近朋友们，会认为他吹毛求疵、缺乏轻重节制，就像一个大有可能因自己的行动惹来麻烦的堂·吉诃德。也有人推他为德国的一代师表，凭着他的道德权威，他超越了那些一心求升迁发达的庸懦俗人。韦伯的堂·吉诃德一面，在他于1917年对他的朋友霍依斯（Theodor Heuss）所说的一段话中表现得很清楚：“一旦战争结束，我将羞辱德皇，直到他控告我，到那时，那批该负责任的政治家毕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和贝特曼—豪威克（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将被迫在法庭上宣誓后做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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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韦伯年五十。“战争诚然恐怖丑恶，但这是一场伟大而奇妙的战争。”[10]他想要带领士卒上战场，可是因年纪加上身体情况无法如愿，令他很难过。不过，由于他是后备军官，他被任命为职掌纪律兼军需的军官，官拜上尉，负责设立并管理海德堡地区的九所医院。在这个职位上，他从内部亲身见识到了官僚制度（bureaucracy）——这是他社会学的中心概念之一。不过，他所掌管的这套社会机构，是一种由素人（dilettantes）而非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韦伯努力将它转化为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组织，并目睹此项转变。他的职位从1914年8月持续到1915年秋，随后在一次改组中被裁撤，韦伯光荣离职。至于战时他在政治上的挫败，我们稍后就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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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亚飞（Edgar Jaffé）磋商有关比利时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事宜，他在布鲁塞尔（Brussels）短期停留了一阵[11]。之后他赴柏林，以预言灾难的先知自居，撰写备忘录，与政治当局接触，并且与帝国扩张论者的野心斗争。归根究底，他揭发了主战派的行径其实是军火贩子与农业资本家的一场赌博。接着他以政府代表的身份，从柏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与工业家就关税问题进行非官方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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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6年秋，韦伯已经回到海德堡，研究希伯来先知，并且继续撰写《经济与社会》的若干章节。1917年夏，他赴他妻子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度假，其间阅读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集和龚朵夫讨论歌德的书。1917年及1918年冬在海德堡，一些主张社会主义与反战的学生，经常到他家参加例行的星期日公开讨论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托勒（Ernst Toller）也是其中之一，时常朗诵他的诗。后来，当托勒被捕时，韦伯在军事法庭上极力为他辩护，最后使他获释，然而韦伯却无法阻止大学开除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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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韦伯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一个学期。这是他十九年来首次在大学开课。他以“对唯物史观的正面批判”（A Positive Critiqu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为题，提出了他关于世界各宗教以及政治的社会学[12]。他的课在大学里轰动一时，教授、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都前来听讲，故而他不得不在最大的讲堂上课。可是，为了教这门课，他又被无法遏抑的焦虑所困，得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维也纳大学有意给他一个终身职位，他却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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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韦伯从保皇派变成共和派的拥护者。正如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我们从发自感情的保皇派，转变成发自理性的共和派。”他不愿在新政权内接受任何政治职位；柏林、哥廷根、波恩和慕尼黑各大学都表示愿意聘请他。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之聘，1919年夏天接替布伦塔诺的位子。在慕尼黑，他经历巴伐利亚（Bavaria）专政及其崩溃所引发的风暴。他的最后一门课是应学生之请而讲，其内容后来成书出版为《经济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仲夏，他病倒了，在病况已入末期时，医生始诊断出他得的是肺炎。1920年6月14日，韦伯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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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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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俄国1905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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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传》，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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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韦伯传》，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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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葛洛斯（Otto Gross），见《韦伯传》，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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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伦理学的一个部分，用宗教或道德上的一般性原则，来解决因为环境不同、或牵涉到职责的冲突时，良心无法判断如何行动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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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伯传》，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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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传》，pp.329，367，41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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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韦伯传》，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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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韦伯传》，pp.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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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韦伯传》，pp.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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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传》，p.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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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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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属于通才（universal scholar）的一代，他所表现的学术风貌，有其明确的社会学的条件。条件之一是人文中学（gymnasium）的教育。以韦伯为例，经过这种教育的培养之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不过是同一套语言工具中的各种方言罢了。希伯来文和俄文的阅读能力，是他顺带培养出来的。家庭背景在知性上的诱导，使他甚早起步，而且也使他能够学习多种不常集于一人之身的科目。当他通过法律考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扎实的经济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了。通过斯特拉斯堡亲戚的关系，他曾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这使他对神学文献相当熟悉，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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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若没有某种充分的余裕，韦伯是无法完成数量庞巨的作品的。在物质方面，首先，以他在德国大学任职的学者地位，才有此可能。这种德国式的安排，使德国大学的“私讲师”（docent）有时间从事研究工作，而处在同一阶段的美国年轻大学教员，却必须负荷沉重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德国也没有急于出版著作的压力；《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许多长度像书一样的篇章，虽写于一次大战前，却直到1920年后才出版，即为明证。韦伯在中年时期，曾继承一笔为数充裕的财产，这使他不虞金钱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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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相对的意义之下，比较不见要求知识必须“实际”和立即“可用”的压力，再加上浓烈的人文主义气氛的衬托，学者遂得钻研与当下的实际需要无甚关系的题目。在社会科学里面，情形更是如此，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之下，学者必须研究的问题不是狭隘的、“实际”的题目，而是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横亘整个历史时代的结构来探讨。在这方面，大学不受地方压力的干扰，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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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到1914年，德国享受了长时期的和平，加上社会普遍繁荣，全然改变了德国的学术环境。为五斗米折腰的小资产阶级教授们，如今全为一批拥有巨大宅第和女仆的上层阶级学院派教授所取代。此一转变，促成了学术性沙龙的出现。韦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大学教授的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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