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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12 韦伯的荣誉感极为严格,又有见义勇为的骑士精神,再加上他具有后备军人的身份,使他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要卷入法律诉讼和“名誉事件”。个性使然,韦伯处事每每发之于冲动和义愤。但是,一旦他所发动的力量在道德上击溃了对手,他的愤怒会平息,内心充满着慈悲和同情;而若他意识到在有过失的人之外的其他人,为他的行动所累,他的反应更是如此。对这类事情的感觉不若韦伯强烈的亲近朋友们,会认为他吹毛求疵、缺乏轻重节制,就像一个大有可能因自己的行动惹来麻烦的堂·吉诃德。也有人推他为德国的一代师表,凭着他的道德权威,他超越了那些一心求升迁发达的庸懦俗人。韦伯的堂·吉诃德一面,在他于1917年对他的朋友霍依斯(Theodor Heuss)所说的一段话中表现得很清楚:“一旦战争结束,我将羞辱德皇,直到他控告我,到那时,那批该负责任的政治家毕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和贝特曼—豪威克(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将被迫在法庭上宣誓后做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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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韦伯年五十。“战争诚然恐怖丑恶,但这是一场伟大而奇妙的战争。”[10]他想要带领士卒上战场,可是因年纪加上身体情况无法如愿,令他很难过。不过,由于他是后备军官,他被任命为职掌纪律兼军需的军官,官拜上尉,负责设立并管理海德堡地区的九所医院。在这个职位上,他从内部亲身见识到了官僚制度(bureaucracy)——这是他社会学的中心概念之一。不过,他所掌管的这套社会机构,是一种由素人(dilettantes)而非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韦伯努力将它转化为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组织,并目睹此项转变。他的职位从1914年8月持续到1915年秋,随后在一次改组中被裁撤,韦伯光荣离职。至于战时他在政治上的挫败,我们稍后就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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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16 为了与亚飞(Edgar Jaffé)磋商有关比利时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事宜,他在布鲁塞尔(Brussels)短期停留了一阵[11]。之后他赴柏林,以预言灾难的先知自居,撰写备忘录,与政治当局接触,并且与帝国扩张论者的野心斗争。归根究底,他揭发了主战派的行径其实是军火贩子与农业资本家的一场赌博。接着他以政府代表的身份,从柏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与工业家就关税问题进行非官方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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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18 到了1916年秋,韦伯已经回到海德堡,研究希伯来先知,并且继续撰写《经济与社会》的若干章节。1917年夏,他赴他妻子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度假,其间阅读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集和龚朵夫讨论歌德的书。1917年及1918年冬在海德堡,一些主张社会主义与反战的学生,经常到他家参加例行的星期日公开讨论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托勒(Ernst Toller)也是其中之一,时常朗诵他的诗。后来,当托勒被捕时,韦伯在军事法庭上极力为他辩护,最后使他获释,然而韦伯却无法阻止大学开除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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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20 1918年4月,韦伯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一个学期。这是他十九年来首次在大学开课。他以“对唯物史观的正面批判”(A Positive Critiqu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为题,提出了他关于世界各宗教以及政治的社会学[12]。他的课在大学里轰动一时,教授、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都前来听讲,故而他不得不在最大的讲堂上课。可是,为了教这门课,他又被无法遏抑的焦虑所困,得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维也纳大学有意给他一个终身职位,他却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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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22 1918年,韦伯从保皇派变成共和派的拥护者。正如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我们从发自感情的保皇派,转变成发自理性的共和派。”他不愿在新政权内接受任何政治职位;柏林、哥廷根、波恩和慕尼黑各大学都表示愿意聘请他。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之聘,1919年夏天接替布伦塔诺的位子。在慕尼黑,他经历巴伐利亚(Bavaria)专政及其崩溃所引发的风暴。他的最后一门课是应学生之请而讲,其内容后来成书出版为《经济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仲夏,他病倒了,在病况已入末期时,医生始诊断出他得的是肺炎。1920年6月14日,韦伯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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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24 [1] 《韦伯传》,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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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26 [2] 指俄国1905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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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28 [3] 《韦伯传》,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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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30 [4] 《韦伯传》,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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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32 [5] 指葛洛斯(Otto Gross),见《韦伯传》,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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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34 [6] 伦理学的一个部分,用宗教或道德上的一般性原则,来解决因为环境不同、或牵涉到职责的冲突时,良心无法判断如何行动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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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36 [7] 《韦伯传》,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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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38 [8] 《韦伯传》,pp.329,367,41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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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40 [9] 《韦伯传》,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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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42 [10] 《韦伯传》,pp.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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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44 [11] 《韦伯传》,pp.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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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46 [12] 《韦伯传》,p.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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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54 韦伯是属于通才(universal scholar)的一代,他所表现的学术风貌,有其明确的社会学的条件。条件之一是人文中学(gymnasium)的教育。以韦伯为例,经过这种教育的培养之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不过是同一套语言工具中的各种方言罢了。希伯来文和俄文的阅读能力,是他顺带培养出来的。家庭背景在知性上的诱导,使他甚早起步,而且也使他能够学习多种不常集于一人之身的科目。当他通过法律考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扎实的经济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了。通过斯特拉斯堡亲戚的关系,他曾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这使他对神学文献相当熟悉,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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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56 显然,若没有某种充分的余裕,韦伯是无法完成数量庞巨的作品的。在物质方面,首先,以他在德国大学任职的学者地位,才有此可能。这种德国式的安排,使德国大学的“私讲师”(docent)有时间从事研究工作,而处在同一阶段的美国年轻大学教员,却必须负荷沉重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德国也没有急于出版著作的压力;《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许多长度像书一样的篇章,虽写于一次大战前,却直到1920年后才出版,即为明证。韦伯在中年时期,曾继承一笔为数充裕的财产,这使他不虞金钱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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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58 既然在相对的意义之下,比较不见要求知识必须“实际”和立即“可用”的压力,再加上浓烈的人文主义气氛的衬托,学者遂得钻研与当下的实际需要无甚关系的题目。在社会科学里面,情形更是如此,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之下,学者必须研究的问题不是狭隘的、“实际”的题目,而是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横亘整个历史时代的结构来探讨。在这方面,大学不受地方压力的干扰,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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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3460 从1870到1914年,德国享受了长时期的和平,加上社会普遍繁荣,全然改变了德国的学术环境。为五斗米折腰的小资产阶级教授们,如今全为一批拥有巨大宅第和女仆的上层阶级学院派教授所取代。此一转变,促成了学术性沙龙的出现。韦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大学教授的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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