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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似乎是一位卓越的大学老师，但是几乎有二十年时间，他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授课。他虽然是一位学者，置身于大学讲座上却觉得不安，只有在政治讲坛上才真正得其所。由于坚持精确和持平，他的文章通篇充满了〔目的在于补充、说明或限定的〕子句与条件，极其学究与艰涩之能事。可是，有时他会感到自己好比古代犹太（Judea）的群众领袖（demagogues），向着街道上的熙攘群众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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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韦伯接触过的人，对韦伯褒贬不一。在海德堡，许多同僚认为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由于他良心的要求甚严，又讲求荣誉方面的一丝不苟，他是一个会搅局的麻烦人。或许有人认为他总是臆想自己有病。然而，在许多朋友与弟子的眼里，他的才学仰之弥高，巍然耸立。一位维也纳的新闻记者用这样的老套字句来形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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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而且满脸络腮胡子，这位学者看似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石匠；不过他的两眼缺少艺术家那素朴天真与感官性的愉悦。他的凝视来自内心的最深处，发自隐僻的信道，投向最遥远的地方。他的谈吐与外表相称，无比地棱角分明。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乎古希腊的看事情的方式。他的用字遣词简洁，在它们宁静的简单之中，我们想起硕大无朋不曾修饰的石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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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慕尼黑的弟子，个人与韦伯并不接近，只是远远地崇拜着他。这位学生将他比作丢勒（Albrecht Dürer）所雕刻的武士：无惧无好，在死亡与魔鬼之间勇往前进[4]。雅斯贝尔斯则把他看作一种新型的人，能够不必诉诸幻觉，便将自身内部极度的紧张以及外在生活的诸般矛盾，综合在一个统一的状态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韦伯“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而不是用来“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都是令人惋惜的损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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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著作的读者，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中弥漫着一种以客观为尚的精神；但是尽管有这种客观性，这些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仍然含有韦伯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最明显的段落，见诸他对某些希伯来先知的描述[6]。当战争的过程和德国的溃败正如韦伯二十年来所预期的一样发生，而德国人要为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灾祸单独承担起所有的罪名，韦伯觉得德国民族成了贱民（a pariah people）[7]。1916年和1917年，在研究古代犹太教（Judaism）的过程中，他发现古代犹太人和现代德国人的处境颇相类似，不禁深自喟然。他觉得相似的，不仅是客观的（public）和历史的处境；在许多先知——特别是耶利米（Jeremiah）——的人格中，在他们不稳定与无法克制的心理状态上，韦伯看到了许多与他自己相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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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对于从孩提时代起就无法直接表露自己的韦伯来说，或许是表达他的自我形象的唯一方式。因此，当他在作品中把对象化为客观的存在时，他个人最深藏的一面既获得显现，同时也被隐藏起来。他对预言灾难与毁灭的先知做诠释，从而他在内心及世间的经验也得到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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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这种把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溶入历史人物的做法，承袭的乃是十九世纪特有的一股广阔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十九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常常利用历史人物的装束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拿破仑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大动乱时代的革命共和派，则通过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来看自己。在德国，这种取径幻象的倾向在整个自由主义时代仍甚盛行。某些德国最优秀的青年如利伯（Francis Lieber），曾离开祖国去帮助希腊人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可是巴尔干山区穷鄙的马贩子，粉碎了古希腊大理石般纯洁高贵的形象。个人的生活，靠这种幻觉中的历史感获得了背景，对无力的德国教授们来说，在思考宇宙性的观念之余，庸俗的气氛严密地限制住了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其平庸陈腐，或唯有赖这种历史感，才能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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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年龄渐长的韦伯，在人文主义的幻觉传统之下，把自己与耶利米认同，他依然非常清楚，自己其实不是什么先知。当一群景仰他的年轻知识分子力促他说明他的信念时，他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指出这种表白是属于亲密朋侪圈内的事，而非属于在公众间为之的事。唯有先知、艺术家和圣者，能够向公众表露他们的灵魂[8]。在韦伯眼里，现代社会是没有神的（godless），尤其没有先知和圣者的立足之地。他仅提出以赛亚（Isaiah）的建议：“有人从西珥不住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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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India, trans. & ed. By Hans H. Gerth & Don Martindale（New York, 1967）, p.169.——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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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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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传》，p.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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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韦伯传》，p.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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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伯传》，pp.57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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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如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Vol. Ⅲ, pp.295, 319—320。——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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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伯对“贱民”的定义，请见《经济与社会》，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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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传》，p.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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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赛亚书》21章1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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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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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对韦伯的生平有一整体的了解，我们的探讨必须基于他内心的紧张和一再出现的精神不安。可以提出的解释有好几种，在这些解释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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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可能因为遗传而在体质上就有问题；毫无疑问，这种体质上的问题，散见于他的家族中。这个解释是最简单的一种，其证据非常容易找到。韦伯的妻子是他的远房亲戚，她的一些男性亲戚是在精神病院中结束生命的。再有者，韦伯的一个表弟进过精神病院，而韦伯本人在最严重的精神崩溃时，也曾被送到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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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把韦伯的问题看成纯粹官能性的，那么在证据上，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中择一来探讨。我们可以以他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爱人、妻子——为着眼点，在他的私人关系中，找出他的困扰；我们也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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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伯的私人关系，我们当记得他是一个沉默、警觉、聪明超过其年龄的男孩；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所造成的压力，一定曾使他忧忡。他强烈的侠士精神，部分是对父亲——在这个男人眼中，妻子爱他，不过就是甘心侍奉他，受他利用和控制——那种家长式傲慢专横态度的反应。这个情势，在韦伯三十一岁那年的一次冲突中，达到顶点。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韦伯竟决定对父亲做判决。如果父亲不能做到儿子提出来的条件——让母亲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单独”来看儿子——韦伯便将无情地和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我们前面提过，这次冲突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使韦伯产生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境况，确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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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韦伯与母亲维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有一次称他为“年长的女儿”（an older daughter）。为了她三子的行为，她热切求取商量的对象，不是丈夫，而是长子。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韦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渴望在大学里成为一个真正的粗犷男人。经过三个学期，他在外表上已从一个纤弱、妈妈的乖儿子，变成一个壮实的、嗜喝啤酒的、脸上有斗剑疤痕的、口叨雪茄的帝国时代典型德国大学生。母亲曾因此在他脸上掴了一掌。显然，这是属于父亲的儿子。这两种分别源自父亲和母亲的认同模型及其相关的价值系统，从来不曾在韦伯的内心生活中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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