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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伯的一生，说明了一个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可能是以他与家庭管教的关系为典范的。我们所要补充的，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一段话：在家庭里，父亲对孩子的爱，报偿了他对儿子的抚育照料；而在国家里，统治者统治的快乐，填补了他对人民所缺乏的爱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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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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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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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第一篇，第二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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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导论二 韦伯的政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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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和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为了掌握他的思想背景，我们必须对他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活动略有认识。这篇简短的文字，在这方面或可对读者有一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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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译自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1946），pp.32—44。和前篇《韦伯小传》一样，这也是Gerth和Mills为他们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所撰导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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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翻译，是由简惠美完成初稿，次经康乐校订，最后由钱永祥校改定稿。在定稿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韦伯传》，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正和改动。文中所引《韦伯传》之处，我们用的是英文版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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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说，韦伯的生平与思想，乃是政治事件与政治关怀的表现。他的政治立场，需要通过私人背景与公开的事件两方面来了解；要掌握他的这些立场，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住韦伯其人及韦伯这个知识分子。我们已看到，韦伯在极年轻的时候，如何认为西塞罗在面对将来临的政治阴谋时，表现行径的可笑。以后果来评价政治与宏论，以人的行动产生的所意图的或非在意中的结果来衡量他们的动机，始终是韦伯政治思考的不变原则。就这个基本意义来说，作为学者的韦伯，通常都是从实际从政者的角度来为文论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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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早期政治立场，乃是他父亲所信守的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在几个有力的领导者之领导下，这个政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地倾向俾斯麦。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妥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想追随也不想反抗俾斯麦，只是想要去影响他”[1]。他们容许俾斯麦发动文化斗争（Kulturkampf）[2]打击天主教徒，容许他镇压社会主义劳工。通过这些政策的施行和自由主义派及左派阵营内的严重决裂[3]，俾斯麦便可以挑拨这些政党互斗而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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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二十岁的时候，虽然认同国家自由主义的主张，但他却很小心地不使自己明确地投入任何特定的政党。他警觉地注意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过程，汲汲地探索彼此竞争的领导者的可能动机。他并不是个“年轻的热心分子”。当国家自由主义者帮助俾斯麦通过旨在对付社会主义者的紧急处分令时[4]，韦伯的评论典型地表现了此一超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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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想要为这条法令做辩护，就必须采取以下这个（也许并不完全错误）观点：如果没有这个紧急处分令，许多公共生活的成就——如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便不免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毕竟，社会民主党人，按他们骚动的方式来看，的确准备大幅度地牺牲公共生活的某些基本制度。……私下，我有时候会认为，让所有的人有普遍、平等的权利，应该有最高的优先性。我会认为，归根究底来说，让所有的人都三缄其口，胜过只箝制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最根本的错误还是在俾斯麦恺撒式（Caesarism）的希腊礼物[5]——普选制度：这才是权利均等（就此一名词最真正的意义而言）的真正刽子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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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中表现出来的韦伯对于俾斯麦的评价以后也没有改变。俾斯麦致力寻求德意志之统一与将此一新诞生的国家推上列强地位的政治才华，韦伯承认并且倾慕。但是，韦伯绝非毫无保留地臣服于他；他并不将俾斯麦英雄化；而事实上，韦伯对于德国中产阶级对俾斯麦进行（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英雄崇拜一事，唯一的反应是不齿。韦伯对于俾斯麦的基本批评，在于他不能容忍具有独立思考的政治领袖，而只是让自己被温驯而服从的官僚所包围。“俾斯麦完全摧毁了我们之间的独立意见，这当然是我们所处现状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难道我们应该负的责任会比他少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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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的获取与维持，显然是韦伯意识到的最高价值之一。他毫无保留地拒绝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一如他反对目的在于将波兰人德国化、另外又曾激怒了阿尔萨斯民众（the Alsatians）的普鲁士语言政策[8]。不过，他又认为进步分子（the progressives）是“没有结果的”，尤其是他们那种没有原则为反对而反对的预算政策。[9]“想到有一天会让这些人来接替俾斯麦的位置，就令人不寒而栗。”德皇威廉二世登位后，摆明了他想独揽政权，韦伯对于未来深感忧虑。“这一套布朗热—波拿巴式（Boulangist-Bonapartist）的作风，现在已经不是时候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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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由国家自由主义——它越来越受大企业的控制——的立场转向较为前进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最初征兆，是在1887年他二十三岁时。当时，他似乎觉得国家对于那最贫弱的社会阶层——大都市里的无产阶级：这类人在柏林的发展过程中，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悲惨状况里——有某种义务。但是，这种社会责任感，毕竟不脱离家长慈爱专制的气息，因此，韦伯把票投给保守派，虽然他并未加入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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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一个改革社团——其中包括一批“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11]——的提议下，韦伯对德国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容克土地贵族[12]经济（the Junker economy）做了详尽的研究。这是他关于经济方面的首批论著，为他确立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他想找出东部地区德国人口被波兰及俄国移民所取代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他证明了，德国东部这片原本人口稠密而间有贵族领地杂陈的农业区，之所以人口不断减少，原因在于容克资本主义的庄园和房地产利益。韦伯将官方调查的统计打散成许多小单位，从而显示出，凡是有大的限嗣继承之庄园所在的地方，人口即有不可抗拒的减少趋势。同时，由于波兰季节性劳工的生活水准低，且易于被剥削，农业资本家便大量引进他们，取代了德籍的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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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过程的了解，使韦伯开始在政治上反对普鲁士的统治阶级，这也就是反对这个借着普鲁士一套虚伪的宪政安排而支配了整个德国的阶级。他反对这些地主，是由于他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我们希望把小农钉牢在祖国的土地上，但是要用心理的锁链，而不能用法律的锁链。我要公开地说：我们希望能利用他们对土地的饥渴来把他们绑在家园上。如果为了德意志的未来，我们必须把一整代人硬塞进土地里去，我们就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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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韦伯尽量利用因果上的多元观点所指出的无限繁杂性，来反驳历史唯物论。例如，基于许多历史因素，他认为农场工人的工资并不遵循任何经济律则，更不用说有什么“铁律”了。他在1894年弗莱堡的演讲里指出：民族方面与种族方面的差异，在生存竞争的斗争里，比经济方面与阶级方面的因素更有因果上的重要性。后来，他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与马克思知识体系的关系，则与此相当不同而且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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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三十岁时的政治心态，可以从下面这段他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中见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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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我们现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努力的成果，将会嘉惠未来的子孙，而非活着的这一代。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有而且将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也只能企求于造福给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继承者。然而，对幸福的乐观期望，不可能是任何经济决策的基础。在进入人类历史未知的未来的门上写着：“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14]未来不是一场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梦境。问题不在于将来人类会怎么想，而是他们将会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思及这一代消逝后的情况，这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所有经济和政治努力的根源所在。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人类未来的幸福；我们只是切望在后代的身上培养起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性中的伟大与高贵正在这里。……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的过程，即权力的斗争。“国家理由”[15]是我们的价值终极判准，也是我们的经济思考的判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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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此，九十年代中期的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视民族国家的权力利害为终极价值，使用的语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汇。他警告说，〔一个阶级的〕经济力量与整个国家政治领导的需要，并非总是一致的。他称自己是个“经济的国家主义者”，以是否合乎国家政治利益为判准来评量各个阶级。至于殖民地的取得、德皇黩武的演说以及帝国的光彩——对于这些，韦伯除了内行人的蔑视外，别无其他感觉，因为他深知这些都是毫无希望的无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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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权力由经济上正在下落的阶级所掌握，不仅危险，而且长远来说也是与国家利益不相合的。而如果正在取得经济力量以及因此取得政治权威的阶级，在他们对国家的领导中，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那就更危险了。此刻，德国正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威胁；实际上，我们处境当前的危险，关键便是在这两方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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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险的处境”是什么呢？德国的外交政策此时正在重拟：俾斯麦与俄国的同盟并未续约，与英国建立同盟的机会也未把握住，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毫无计划的游移的政策。这样一套政策，掩饰在空洞的吹擂和德皇的虚张声势之下，导致德国在政治上的孤立。德国的领导阶层既不愿国家倾向西方，也不愿倾向东方。德国的政策因此反复无常地与所有的人作对，至于一连串的挫折，则以大言不惭加以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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