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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将韦伯的一篇政论小文章《韦伯论帝国总统》，收入本书作为附录，希望让读者浅尝略窥韦伯的论政态度。这篇中译当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笔者曾撰简短的导言，除了说明韦伯晚年论政的局势背景之外，尚企图将韦伯的政治思考方式联系到最近台湾的若干现实政治争议上来。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篇导言的某些措词难免暴露急切之情，与本书的编译体例相当不合。不过，几经考虑之后，我们仍将这篇导言照原样收入，借以突显韦伯的政治关怀在今日台湾依然有其鲜活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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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过这些修改增补，并不代表本书已经近于理想。数年来，笔者虽然未曾针对韦伯进行专题研究，却仍然利用机会陆续阅读了不少关于韦伯之生平、政治思想，以及师友交谊（特别是他与卢卡奇的关系）的二手著作，深知本书所提供的《韦伯小传》以及《韦伯的政治关怀》何等不足。在翻译方面，一些段落的论证理路仍然不尽明朗清晰，一些关键词眼仍然无法找到较为贴切的中文对等字词。此外，原文中出现的几个典故、人物，也一直未曾找到出处或资料。这些缺陷和疏漏，恐怕要俟诸下一代资源更丰富的学者来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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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订版完稿之时，台湾正在内外交迫的困局中呈瘫痪之象；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却仍无头绪。经验似乎显示，我们的价值反省能力尚无足以设定新的目标，而我们从事切事政治经营的能力，也不敷摆脱困局、开创新机之需。在这个关头，本应扮演纯粹超导体角色的翻译者，竟敢奢望他的翻译工作可以供这个社会多一个学习的机会，自然不会在意横遭非分托大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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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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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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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册各篇文章的出处及译者、修订者姓名，请见各篇之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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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篇文章中凡以黑体字印出者，皆为原文加重语气之字词或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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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在〔 〕内之字句，皆为原文所无，而由编者或译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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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书名、论文以《 》示之；外文书名以斜体字示之，论文以“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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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另有说明者外，注释皆系编译者所附。书中出现之人名，请读者另查本册卷末之人名注释。若干人物、事件、典故、引句难考其详，无法作注，尚请识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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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韦伯传》指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A Biography,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75）；《经济与社会》指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2 vols （Berkele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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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督教《圣经》之经文引录，悉以下列诸中译本为准：思高圣经学会译释，《圣经》（北平，香港，1946—1961）；《圣经》（台湾圣经公会，1983）；意译本圣经会，《今日圣经》（台北，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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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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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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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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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导言，译自Wolfgang Schluchter, “ Wert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sethik: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bei Max Weber” （1971），原文见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Frankfurt a. M., 1980）, S.41—74，英译收在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Berkeley, 1979）, pp.65—116。中译由钱永祥负责第一、二节，顾忠华负责第三、四节，再由钱永祥略做整理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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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施路赫特现任海德堡大学教授，在当前的韦伯研究中，他有许多重要的贡献。顾忠华曾将他数篇关于韦伯的论文译为中文出版，题为《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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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一、韦伯两篇演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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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到1919年的这段时期，对整个世界、对德国，都是一个在社会方面及政治方面剧烈变动的时期。历史学家有道理称1917年是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对德国而言，这一年所下的一些决定，有可能让政治理性在国内国外的万难中走出一条胜利的路。在外交政策方面，和平决议旨在通过谈判而获得和平；在国内政治方面，新近在帝国议会内组成的各党联合委员会（Interfaktionelle Ausschuss），为国会制政府及魏玛联合政府，也即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做下了准备工作。[1]但是在1918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政治理性又告倾覆。不错，在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欧洲的重组和一次持久的和平，看来是有可能的。但是停战的条件，使得由谈判而获得和平的路径不再有希望。在国内政治方面，随着皇室的崩溃，共和及国会制民主的道路似乎已畅通，特别是政治上的左派，受内部派系斗争所困，在基本的国家体制问题上分裂。在这个戏剧性的时期，韦伯在慕尼黑做了几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支持经由谈判取得和平，警告大日耳曼运动的危险；他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德国的政治重建以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和其他的演讲比起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学院性格比较强。它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是必须要在当时仅现轮廓的一个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中生存的年轻一代[2]。这两次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个部分[3]。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4]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在于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及政治革命时期精神性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地，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次演讲的形式和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地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面的探讨。他不鼓励在政治上积极行动，而是在自己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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