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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并不表示韦伯认为心志伦理式的行动在当代已无可能。相反，他看出，无论是整个当代世界，或是特定就1917到1919年之间的德国而言，都面对着心志伦理横流的危险。韦伯两篇演讲的主旨，在于借分析近代人的社会结构与价值结构，展现这股狂流的起因及推动力量，同时说明何以它不值得肯定：原因在于心志伦理式的行动——不论所根据的是宗教或非宗教的动力——最后均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封闭结构性多元和价值冲突的毁灭。韦伯提到唯有先知才能克服除魅后世界的内在冲突，殆非偶然；他对卡理斯玛型领导的界定里，也表达了这层意思[50]。在政治领域里运用的心志伦理式行动，不论有多少理由，也不论其内容为何，均与当代的状况背道而驰：它们要求牺牲掉理智，或是牺牲掉“经验”，或是同时牺牲掉两者。在政治领域里运用的心志伦理式行动造成两极化：它化政治上的追随者为门徒，化政治上的对手为敌人。在政治领域里运用的心志伦理式行动造成垄断：它无法容忍有批判作用的近代经验学术作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对于那容许价值中立的学术自行取得其使命的文化传统，它必须不加理会。这些，便是韦伯对当代情境的诊断，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项信仰的告白：“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51]，乃是确凿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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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够断定宗教性的以及非宗教性的心志伦理态度均在政治上不符合时代的学术反省，诚可称作实践的学术（praktische Wissenschaft）。不过，它之所以是实践的，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系通过对自身的扬弃（Aufhebung）来完成，而仅仅是借由自我坚持（Selbstbehauptung）；它更不是要扩张为整体哲学（Totalitätsphilosophie），反而要局制在专业学科范围之内。唯有如此的自我坚持与自我限制，始令它成为实践的学术。它所抗争的对象，“并非存在与分析的整体，而是某种特殊局部凝结成全体（Ganze）的可能，也就是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假性的——整体”[52]。它以学术之名对自己进行抗争，也和其他领域进行这种抗争。因此，这种学术反省有赖于一个在制度结构上能够与之配合的社会形式，方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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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样问，并不代表一门纯以对生活实际问题之技术性反省考察为目的的学问，便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技术性的反省考察，实际上要比通常的印象来得更为麻烦。诚然，从逻辑观点视之，技术只是定律性假说纯属形式的变化（taut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nomological hypothese），但发现这些技术，需要“大量的建设性技术狂想”。因为科技以及学术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指南，故纯从其服务功能来看科技及学术的人，并未计及这一点。 这个事态，Hans Albert曾特别指出。见Hans Albert, Plädoyer für kritischen Rationalismus（Munich: Piper, 1971） , S.45ff.， 以及Marktsoziologie und Entscheidungslogik（Neuwied: Luchterhand, 1967） , S.15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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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特意用技术之进步这个概念，取代理性化之概念。韦伯心目中的理性化有不同种类，包括了主观言之正确的理性化及客观言之正确的理性化。技术进步指的乃是行动化客观意义下的正确（也就是说因果关系，定律性的知识之适用）有所增加。参见Weber,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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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p.177。以下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演讲时，将径以《学术》及《政治》代表，页码即为本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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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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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术》，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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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韦伯的看法，一切行动，乃至于一切行动系统，均设定了其心志价值以及其成果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涉及了个人终极立场的选择。成果价值关心的是实现的可能（Realisierbarkeit），也就是说必须配合已知的定律性知识。学术提供了这种知识，让当事人能循较为可行的途径去追求所设定的目标。不过，学术本身身为一套行为系统，亦有其心志价值和成果价值两方面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也是Luhmann所设的反思机制（reflexiver Mechanismus）。这方面，参见韦伯“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24； Niklas Luhmann, “Reflexive Mechanismen” , Soziale Welt, 17（1966） , S.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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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术》，p.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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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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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我看来，价值秩序与价值领域应加以区分。价值秩序指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将整个价值领域整合为一个“一贯”的整体。韦伯所设的价值领域则是指伦理、政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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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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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韦伯本人不遗余力地强调，免于价值判断（Wertfredheit）非但不等于不做价值认定（Wertungslosigkeit），更不是说价值之阙如（Wertlosigkeit）。参见Hans Albert, Trakta tuber kritische Vernunft（Tübingen: Mohr, 1968） , S.6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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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的免于价值判断观点不仅为方法论的原则，早已为人所知。特别请见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 Unwin, 1982）。这本名著初版于1932年。晚近Ernst Topitsch也提出同样论点，见他在Stammer前引书中的论文（pp.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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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术》，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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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两个概念，韦伯主要以政治家为应用对象。他曾区分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和依赖政治而活的政治家，见《政治》，pp.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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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学术》，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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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学术》，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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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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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学术》，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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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学术》，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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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韦伯的评价中，要求人牺牲理知的宗教心态，地位犹高于因循常规而以妥协为旨的相对之义，也高于他的同事们的讲坛先知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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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术》，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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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术》，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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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Ralf Dahrendorf, “Ungewissheit, Wissenschaft und Demokratie”, Konflikt und Freiheit（Munich: Piper, 1972） , C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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