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4113
1702354114
一种能够断定宗教性的以及非宗教性的心志伦理态度均在政治上不符合时代的学术反省，诚可称作实践的学术（praktische Wissenschaft）。不过，它之所以是实践的，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系通过对自身的扬弃（Aufhebung）来完成，而仅仅是借由自我坚持（Selbstbehauptung）；它更不是要扩张为整体哲学（Totalitätsphilosophie），反而要局制在专业学科范围之内。唯有如此的自我坚持与自我限制，始令它成为实践的学术。它所抗争的对象，“并非存在与分析的整体，而是某种特殊局部凝结成全体（Ganze）的可能，也就是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假性的——整体”[52]。它以学术之名对自己进行抗争，也和其他领域进行这种抗争。因此，这种学术反省有赖于一个在制度结构上能够与之配合的社会形式，方得以存在。
1702354115
1702354116
[1] 这样问，并不代表一门纯以对生活实际问题之技术性反省考察为目的的学问，便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技术性的反省考察，实际上要比通常的印象来得更为麻烦。诚然，从逻辑观点视之，技术只是定律性假说纯属形式的变化（taut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nomological hypothese），但发现这些技术，需要“大量的建设性技术狂想”。因为科技以及学术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指南，故纯从其服务功能来看科技及学术的人，并未计及这一点。 这个事态，Hans Albert曾特别指出。见Hans Albert, Plädoyer für kritischen Rationalismus（Munich: Piper, 1971） , S.45ff.， 以及Marktsoziologie und Entscheidungslogik（Neuwied: Luchterhand, 1967） , S.157ff.。
1702354117
1702354118
[2] 我特意用技术之进步这个概念，取代理性化之概念。韦伯心目中的理性化有不同种类，包括了主观言之正确的理性化及客观言之正确的理性化。技术进步指的乃是行动化客观意义下的正确（也就是说因果关系，定律性的知识之适用）有所增加。参见Weber,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38。
1702354119
1702354120
[3]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p.177。以下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演讲时，将径以《学术》及《政治》代表，页码即为本书页码。
1702354121
1702354122
[4] 《学术》，p.182。
1702354123
1702354124
[5] 《学术》，p.180—181。
1702354125
1702354126
[6] 照韦伯的看法，一切行动，乃至于一切行动系统，均设定了其心志价值以及其成果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涉及了个人终极立场的选择。成果价值关心的是实现的可能（Realisierbarkeit），也就是说必须配合已知的定律性知识。学术提供了这种知识，让当事人能循较为可行的途径去追求所设定的目标。不过，学术本身身为一套行为系统，亦有其心志价值和成果价值两方面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也是Luhmann所设的反思机制（reflexiver Mechanismus）。这方面，参见韦伯“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24； Niklas Luhmann, “Reflexive Mechanismen” , Soziale Welt, 17（1966） , S.1ff.。
1702354127
1702354128
[7] 《学术》，p.196—197。
1702354129
1702354130
[8]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17.
1702354131
1702354132
[9] 在我看来，价值秩序与价值领域应加以区分。价值秩序指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将整个价值领域整合为一个“一贯”的整体。韦伯所设的价值领域则是指伦理、政治，等等。
1702354133
1702354134
[10]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17.
1702354135
1702354136
[11] 韦伯本人不遗余力地强调，免于价值判断（Wertfredheit）非但不等于不做价值认定（Wertungslosigkeit），更不是说价值之阙如（Wertlosigkeit）。参见Hans Albert, Trakta tuber kritische Vernunft（Tübingen: Mohr, 1968） , S.62ff.。
1702354137
1702354138
[12] 韦伯的免于价值判断观点不仅为方法论的原则，早已为人所知。特别请见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 Unwin, 1982）。这本名著初版于1932年。晚近Ernst Topitsch也提出同样论点，见他在Stammer前引书中的论文（pp.8—26）。
1702354139
1702354140
[13] 《学术》，p.194。
1702354141
1702354142
[14] 这两个概念，韦伯主要以政治家为应用对象。他曾区分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和依赖政治而活的政治家，见《政治》，pp.216—218。
1702354143
1702354144
[15] 《学术》，p.195。
1702354145
1702354146
[16] 《学术》，p.190。
1702354147
1702354148
[17] 参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4。
1702354149
1702354150
[18] 《学术》，p.198。
1702354151
1702354152
[19] 《学术》，p.200。
1702354153
1702354154
[20] 在韦伯的评价中，要求人牺牲理知的宗教心态，地位犹高于因循常规而以妥协为旨的相对之义，也高于他的同事们的讲坛先知行径。
1702354155
1702354156
[21] 《学术》，p.197。
1702354157
1702354158
[22] 《学术》，p.197。
1702354159
1702354160
[23] 参见Ralf Dahrendorf, “Ungewissheit, Wissenschaft und Demokratie”, Konflikt und Freiheit（Munich: Piper, 1972） , Ch.14。
1702354161
1702354162
[24] 韦伯本人在主观言之正确的行动与客观言之正确的行动之间加以区分，我在此的说法即以韦伯这个分辨为基础。任何一件正确的行动，都必须奠基在一套具有指引功能（informativ）的理论上。
[
上一页 ]
[ :1.7023541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