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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的免于价值判断观点不仅为方法论的原则，早已为人所知。特别请见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 Unwin, 1982）。这本名著初版于1932年。晚近Ernst Topitsch也提出同样论点，见他在Stammer前引书中的论文（pp.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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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术》，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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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两个概念，韦伯主要以政治家为应用对象。他曾区分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和依赖政治而活的政治家，见《政治》，pp.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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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学术》，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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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学术》，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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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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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学术》，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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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学术》，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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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韦伯的评价中，要求人牺牲理知的宗教心态，地位犹高于因循常规而以妥协为旨的相对之义，也高于他的同事们的讲坛先知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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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术》，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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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术》，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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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Ralf Dahrendorf, “Ungewissheit, Wissenschaft und Demokratie”, Konflikt und Freiheit（Munich: Piper, 1972） , C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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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韦伯本人在主观言之正确的行动与客观言之正确的行动之间加以区分，我在此的说法即以韦伯这个分辨为基础。任何一件正确的行动，都必须奠基在一套具有指引功能（informativ）的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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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韦伯的“评价”中宗教态度与时代不合，当然不表示韦伯身为学者会低估宗教取向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也不表示韦伯本人轻视态度一以贯之的宗教人。他这种评价并非某种反宗教或无宗教基本心态的外发表现；相反，它乃是对“现代”进行文化史诊断后所得到的结果。至少对于有心在这个“现代”中清醒而活的人来说，韦伯的这套诊断不可等闲视之。韦伯写给Ferdinand Tönnies的一封信，深刻地显示了韦伯的立场是何等明确而又错综复杂。 “……当各种宗教陈述经验事实，或是陈述某种‘超自然物’对经验事实的因果性作用时，它们必定会与学术真理冲突，殆属不争之论。不过，数年前我在罗马研读近代天主教文献之际，却发现不必奢望有所谓某种学术的某项成果是这个教会无法消化的。我们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发挥了稳定缓慢的作用之后，或许可令这个教会力量逐渐退隐（只要Ernst Haeckel之辈蠢人不要再搅局），但任何以‘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为本的反教会立场，均无法实现这个目的。这种反教会立场，我本人在主观上便无法坦然接受。不错，我完全缺乏宗教共鸣，同时也没有需要和能耐在心中建立任何宗教性的灵魂‘堡垒’——这条路对我行不通，我对它也完全排斥。但经过仔细反省，我发现自己既非反宗教，也不是无宗教（irreligiös）。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有所残缺，是个发育不全的人，其命运便是诚实地承认这个事实，承认自己必须在这个条件下自处（以免堕入某种浪漫骗局的蛊惑）。我如一棵椿树，有时候虽然仍有新芽冒出，但我不可以伪装自己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 “这个态度的意义甚为重大：对你而言，一个自由派神学家（无论天主教或新教），身为骑墙派的典型代表，必然遭你深恶痛绝；但对我而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的有价值和有趣程度（当然，这要看情况——我可能发现他真的不一致、混乱，等等，这不足为奇）远远超过了自然主义的理知（其实就是廉价）法利赛作风。这种作风，目前普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可是其中（当然，这也要看情况）包含的生命力，却比上述神学家少得多。”引自Eduard Baumgarten, Max Weber: Werk und Person（Tübingen: Mohr, 1964） , S.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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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Jürgen Haberman前引文（见p.121注2）pp.8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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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政治》，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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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学术》，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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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Hans Albert, Traktat über kritische Vernunft（见p.126注2） , S.76。Albert以批判的态度继承韦伯，获得了这个结论。 对韦伯而言，价值探讨并非深奥晦涩，远离实践、纯粹“学院性”的一回事。他在一封信里的话，显示了这一点：“基于长期的经验，加上原则性的信念，我采取了这样一个看法：一个人唯有面对明确具体、攸关无比重大的问题并有所因应，从而让他的所谓 ‘终极’立场受到考验，他才能弄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引自Eduard Baumgarten, Max Weber: Werk und Person, S.535f.。由此可见，价值探讨让人面对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附带一提：Baumgarten在一篇运用价值探讨方法的慧心之作里，曾利用这段话，比较韦伯与雅斯贝尔斯思想的不同关怀取向。见Eduard Baumgarten, “Für und wider das radikale Böse”,收在Paul Schilpp, Hrsg., Karl Jaspers, Philosophen des 20.Jahrhunderts, S.324ff., S.34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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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24，韦伯明白否认政治单纯指“达成可能之事的艺术”（Kunst des Möglichen）。在同一页他补充道：“毕竟，我们文化中的诸项特质，并不是昔日儒家官僚道德那样一套真正一贯的‘向可能之事调适（Anpassusg）’的伦理所塑造出来的；即使我们之间有许多争议，但这些特质我们大概主观上均颇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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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治》，p.271 ff；《学术》，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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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政治》，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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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治》，p.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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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治》，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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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p.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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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Dieter Henrich前引书（注12），S.122。Henrich在韦伯的价值理论中，发现了人格理念乃是一套客观伦理的主导原则，并借此为一般了解中的韦伯决断论提供了实质的判准。一项决断的内容，必须与道德的最高要求——成为人格——不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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