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4249
1702354250
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以及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49]，似乎可说是韦伯对行政、政治与学术在制度层次上的构想。如果同意上述的诠释，那么可以说这三种模型之间的关系既是互补又是竞争的：它们乃是根据其各自的特殊职务，亦即执行、决策与顾问的职务而相互支持，却又通过它们独特的——行政上的、政治上的与专业上的——权威而相互竞争。行政的和专业的权威同时指向对抗政治权威，这两者的共同策略在试图使政治家沦为外行或非专业者（layman）。政治家在应付上述的策略时，唯有在科学领域外创造出他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并借着参与有效的议会工作来吸收行政部门的业务知识。不过，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外在于学术和行政的自由，端赖在这两个领域中制度化的价值规范和自我节制，也就是尊重（政治上）正当支配的职权范围。这对学术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一个常需要搬弄理由的时代——学术本身便是这种时代的始作俑者——它会受到各方面的要求想诱使它“越位”。基于此，学术需要一种特别的制度性保障。不只在保护它免于外力干扰，同时也防范它自己的不知节制。
1702354251
1702354252
[1] 关于自主与互惠的概念以及这两者间的关系，请参阅Alvin W. Gouldner, “Reciprocity and Autonomy in Functional theory” , Symposium on Sociological Theory, ed. L. Gross （Evanston: Row, Peterson, 1959） , pp.241ff.（中译见黄瑞祺：《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巨流，1981）。
1702354253
1702354254
[2] 《政治》，pp.212—213 ff.，关于韦伯对“国家”概念的使用，尤其他对国家与社会这种旧有二分法的社会学式转换运用，请参阅J. Winckelmann: “Max Weber: Das Soziologische Werk”,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7 （1965） , S.761ff.，和他的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Max Webers（Berlin: Duncker, 1957） S.38 ff.； R. Bendix, Max Weber第15章。现代国家所维持的社会关系秩序，其主要特征乃具有了可做出对全社会有效决策之位置（Positionen）。若政治主要指这些位置占有者之行动，而若科学家们面对的是充满权力欲的“政治领袖”们，那么学术对政治的影响似乎一开始便极其有限。
1702354255
1702354256
[3] 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27。
1702354257
1702354258
[4] 事实上，《经济与社会》一书第二部分的标题便是“经济与社会规范秩序与权力”。
1702354259
1702354260
[5] 《政治》，p.266。
1702354261
1702354262
[6] Bendix, Max Weber, p.260.
1702354263
1702354264
[7] 在这层意义下，Parsons曾分析过从韦伯方法论所“导出”的科学系统，见Parsons, “Value-Freedom and Objectivity”，in Stammer前引书pp.27 ff.。不过这不该变成要将韦伯标志为“化约的社会学主义”论者之尝试。Winckelmann对上述的做法表示过保留的意见，见其“Max Weber： Das soziologische Werk” S.755 f.。
1702354265
1702354266
[8] 《学术》，p.165：“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1702354267
1702354268
[9] 这个立场曾由费希特（Fichte）最清楚地表达过。根据费氏的想法，科学家正因为他所受到的教育，可以将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具体事例上，并使知识成为成就（Werke）；(接上页注)它并非只重复所知，而是不断创新；因此这里追求的终极目标绝非知识本身，毋宁是运用知识的艺术”。引自：Ernst Anrich, Die Idee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armstadt: 1959） , S.130。
1702354269
1702354270
[10] 《学术》，p.194。
1702354271
1702354272
[11]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 p.3.
1702354273
1702354274
[12] 同上注。
1702354275
1702354276
[13] 同上注，p.5。借由Hermann Heller的例子，我曾指出“自我节制”的概念可能是当时流行之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元素。请参见W. Schluchter, Entscheidung für den sozialen Rechtsstaat（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8）。
1702354277
1702354278
[14] 《政治》，p.263。
1702354279
1702354280
[15] 同上注。
1702354281
1702354282
[16] 这个论点似乎会与韦伯另一个说法相矛盾：韦伯表示过，学者常倾向于不保持距离（Distanzlosigkeit），而虚荣（Eitelkeit）则是他们的职业病，见《政治》，p.263—264。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政治家来说——虚荣有如他们的重罪一般，必须避免——判断力无法在大学中习得。这的确也是实情，但却不应用来反对上述论点，毋宁是反对教师们平常扮演角色的方式。韦伯认为大学中的政治教育之所以缺乏，正因为有不少成员以虚荣式的自我高估来行事，好像教授便是“背囊里有着决策者（或文化改革者）之指挥令牌”的角色（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5）。其实只要学者把持住与价值中立的学术相符合的教学态度，他同时也即是政治教育者。
1702354283
1702354284
[17] 见“Wahlrech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PS p.287.，《政治》，pp.234—239。
1702354285
1702354286
[18] 《政治》，p.233。
1702354287
1702354288
[19] 《经济与社会》p.948。J. Winckelmann曾特别提醒要注意支配与行政之间的联系，参见“Max Webers historische und soziologische Verwaltungsforschung” ,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via, （1964） p.27 ff.。在支配社会学中将组织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的分析相结合之尝试，则请阅R. Bendix, Max Weber, p.290。
1702354289
1702354290
[20] 韦伯组织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在狭义上，尤其是他关于官僚行政效率的陈述，若不将其置于原先的架构中来看便易引起误解。韦伯在分析官僚制度时运用了三个不同的观点：（1）世界史的观点（家产官僚制相对于现代公务员制度），（2）支配社会学的观点（政治的支配相对于官僚支配）以及（3）组织社会学的观点（官僚科层原则相对于民主志愿原则）。他对于官僚效率的评价各依不同的观点而异。这一多层次的架构常被诠释者忽略，尤以美国学界为然。有几个“创造性误解”的面相曾由Renate Mayntz加以分析过，参见“Max Webers Idealtypus der Bürokratie und die Organisationssoziologie” , in R. Mayntz, Hrsg., Bürokratische Organisation（Köln-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9） , S.27 ff.。
1702354291
1702354292
[21] Weber,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经济与社会》，p.1401。
1702354293
1702354294
[22] 《经济与社会》，p.980。就像区分日常与非日常性、稳定与不稳定性、开放与封闭、利益集合与权威等等，人格的（persönlich）与事理的（sachlich）的区别也是韦伯用来分析支配关系的相对概念。这组概念不应如偶尔会混淆的情形般，被视作为区分心理的与社会的这两个领域之同等用语。“人格的”与“事理的”分别处，代表了可确定具体支配结构的面向。
1702354295
1702354296
[23]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经济与社会》，p.1392。
1702354297
1702354298
[24] 韦伯区别过三种不同的官僚型支配：（1）通过行政幕僚的支配；（2）行政官僚的支配，经由独占的地位（或业务知识）或是对目标的自行决定；最后，（3）由具有官僚心态之领袖来支配。韦伯认为德国的政治自从俾斯麦退位后便始终无法振作，因为政策皆由官僚体系里来的人以及有官僚心态的领导阶层所决定。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韦伯批评这群政客将德国占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机会孤注一掷：“就在关键时刻，保守的官僚支配竟然安排那些有官僚心态的人坐上领导位置，那些职位原应该是属于政治家来担当的。”（同上注，p.1438）韦伯为议会化所做的辩解，主张应该要确保能选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前述的背景下不免也被诠释成赞同德国帝国主义之措施。尤以Wolfgang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Tübingen: Mohr, 1974）（英译：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一书为代表。
[
上一页 ]
[ :1.7023542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