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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术》，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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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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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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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注，p.5。借由Hermann Heller的例子，我曾指出“自我节制”的概念可能是当时流行之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元素。请参见W. Schluchter, Entscheidung für den sozialen Rechtsstaat（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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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治》，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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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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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个论点似乎会与韦伯另一个说法相矛盾：韦伯表示过，学者常倾向于不保持距离（Distanzlosigkeit），而虚荣（Eitelkeit）则是他们的职业病，见《政治》，p.263—264。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政治家来说——虚荣有如他们的重罪一般，必须避免——判断力无法在大学中习得。这的确也是实情，但却不应用来反对上述论点，毋宁是反对教师们平常扮演角色的方式。韦伯认为大学中的政治教育之所以缺乏，正因为有不少成员以虚荣式的自我高估来行事，好像教授便是“背囊里有着决策者（或文化改革者）之指挥令牌”的角色（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 p.5）。其实只要学者把持住与价值中立的学术相符合的教学态度，他同时也即是政治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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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Wahlrech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PS p.287.，《政治》，pp.23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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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治》，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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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济与社会》p.948。J. Winckelmann曾特别提醒要注意支配与行政之间的联系，参见“Max Webers historische und soziologische Verwaltungsforschung” ,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via, （1964） p.27 ff.。在支配社会学中将组织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的分析相结合之尝试，则请阅R. Bendix, Max Weber, 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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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韦伯组织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在狭义上，尤其是他关于官僚行政效率的陈述，若不将其置于原先的架构中来看便易引起误解。韦伯在分析官僚制度时运用了三个不同的观点：（1）世界史的观点（家产官僚制相对于现代公务员制度），（2）支配社会学的观点（政治的支配相对于官僚支配）以及（3）组织社会学的观点（官僚科层原则相对于民主志愿原则）。他对于官僚效率的评价各依不同的观点而异。这一多层次的架构常被诠释者忽略，尤以美国学界为然。有几个“创造性误解”的面相曾由Renate Mayntz加以分析过，参见“Max Webers Idealtypus der Bürokratie und die Organisationssoziologie” , in R. Mayntz, Hrsg., Bürokratische Organisation（Köln-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9） , S.2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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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eber,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经济与社会》，p.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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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与社会》，p.980。就像区分日常与非日常性、稳定与不稳定性、开放与封闭、利益集合与权威等等，人格的（persönlich）与事理的（sachlich）的区别也是韦伯用来分析支配关系的相对概念。这组概念不应如偶尔会混淆的情形般，被视作为区分心理的与社会的这两个领域之同等用语。“人格的”与“事理的”分别处，代表了可确定具体支配结构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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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经济与社会》，p.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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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韦伯区别过三种不同的官僚型支配：（1）通过行政幕僚的支配；（2）行政官僚的支配，经由独占的地位（或业务知识）或是对目标的自行决定；最后，（3）由具有官僚心态之领袖来支配。韦伯认为德国的政治自从俾斯麦退位后便始终无法振作，因为政策皆由官僚体系里来的人以及有官僚心态的领导阶层所决定。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韦伯批评这群政客将德国占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机会孤注一掷：“就在关键时刻，保守的官僚支配竟然安排那些有官僚心态的人坐上领导位置，那些职位原应该是属于政治家来担当的。”（同上注，p.1438）韦伯为议会化所做的辩解，主张应该要确保能选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前述的背景下不免也被诠释成赞同德国帝国主义之措施。尤以Wolfgang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Tübingen: Mohr, 1974）（英译：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一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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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 ES. p.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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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经济与社会》，p.959以及同上注：“官僚必须为他的服从义务而牺牲他的个人信念。”（p.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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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 ES, p.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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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页注5，亦见Mommsen前揭书之附录三，p.42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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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前述标准区分了从事一项志业（Beruf）或只是谋一个糊口职业（Beschäftigung）。韦伯曾通过区别外在及内在的“志业”来强调这个标准。如Henrich所说，热情（Leidenschaft）的概念可用来融理智（vernunft）与体验（Erleben）为一体，见D. Henrich前引书（注12），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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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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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这是韦伯所以认为政治家的地位较行政人员重要的理由之一。只有能借助其在体制中的位置，成功地以自由竞争方式而为自己的理念赢得社会认同的政治家，方才有资格来决定支配的内容。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理由：与行政人员相比，政治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因此使他得以担负决策的任务。政治家只服从他自己的“魔神”（Dämon），并视其决策能否获得喝彩来主个人浮沉。政治家也即是最接近必须成就其“人格”（Persönlichkeit）之伦理要求的一类人。在此意义下，制度层次与伦理层次的观点彼此限定，这导致对政治家形象的理想化，而不免影响到韦伯对宪政改革所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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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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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譬如说，行政人员与科学家两者都得运用科学的方法，但却是基于十分不同的价值倾向。科学追求着知识的进步，与此同时，行政人员只尝试实际应用知识。行政人员因此发展成一套“特殊的艺术技能”（Kunstlehre），见ES, p.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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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韦伯对大众民主制度下政治组织的建议，尤其是他为民选领袖辩护的主张，因为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和纳粹兴起的历史发展而引起不少争论。在德国，“二战”后对韦伯的评价问题还演变成政治冲突。关于这方面的介绍请参阅Guenther Roth, “Political Critique of Max Weber: Some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Sociolog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no.2（1965）。在1952年时J. Winckelmann已经通过对韦伯支配社会学的系统分析与扩充，尝试区别出他和Carl Schmitt在民主概念上的不同，见Legitimität und Legalität in Max Webers Herrschaftssoziologie（Tübingen, 1952），而W. Mommsen前揭书再一次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注意。虽说Mommsen发掘出韦伯有着国家主义式的立场，包括“一个霸权民族国家的理想”（p.319），但他的论述混淆了历史—政治观点和系统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对于Mommsen此书的第二版，Jürgen Kocka有较持平的书评，见“Kontroversen über Max Weber” ,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e21 （1976） , p.296。 Karl Loewenstein的Max Weber’s Political Ideas in the Perspectiv of Our Time（Amherst: Univ. of Mass. Press, 1966）提供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在此只能点到为止。在本文的分析中，并不关心韦伯是否对他的国家有着家臣式的忠心，而是由系统的观点来理解韦伯如何能“面对着自己国家仍保持头脑清醒”，如Eduard Baumgarten所形容，引自O. Stammer前揭书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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