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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88 [1] 南非土著人种之一,原居于好望角附近,现已几乎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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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90 [2] 据Gerth与Mills的说法,韦伯自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取得“世界的除魅”(日译本作“解除魔咒”)一词;见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and eds., From Max Weber : 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 1946) . p.51。但是Gerth与Mills没有告诉我们席勒在何处用过此词,我们也没有机会从席勒的作品中找到此词的出处。不过,根据英国一位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说法,席勒的诗《希腊众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充分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见Raymond Plant, Hegel: An Introduction, 2nd ed.(Oxford, 1983) . pp.37—38。唯席勒此诗中只有die entgotterte Natur(除去了神的自然),并无“除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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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92 [3] 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生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以游牧为生,据说享寿一百七十五岁。——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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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94 [4] “年高而享尽了生命”,是《旧约》中常见的字眼,见《创世记》25章8节、25章17节、35章29节,及《约伯记》42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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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96 [5] 敬虔派是近代神学中由路德派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流派,强调信者内心经验中的“绝对依赖感”,反对制度化、形式化及理论化,推崇基督徒个人的性灵与实践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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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498 [6] “上帝隐藏了起来”句,见《以赛亚书》45章15节;“道路”与“意念”句,则见《以赛亚书》55章8节:“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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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00 [7] 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一部分序言的第五节。照尼采的描述,“终极的人”是最鄙陋可厌的人,和“超人”成对比,是近代欧洲中产阶级庸俗、安逸、自大性格的写照:“他们一边眨眼,一边喊着:我们已发现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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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05 学术与政治 [:1702352924]
1702354506 学术与政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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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08 [§19 学问的价值作为学术工作的预设] 让我们回到本题。当“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象均被扫空之后,在〔今天〕这种种心态状况下,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意义安在?托尔斯泰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学问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唯一重要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它没有提供答案。”学问对这些问题没有提供答案,已是不争的事实。尚待讨论的问题只在于,在什么意义之下,学问“没有”答案,以及对一个问题问得正确的人,学问能否提供一些帮助——今天,人们往往习于把“学术没有预设”挂在嘴边。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这得看个人如何了解“没有预设的学术”。所有的学术工作,皆预设逻辑与方法论的规则为妥当:这些是人在世界上定位的一般性基础,而至少就我们的特定问题而言,这些预设最不构成问题。不过,学问进一步预设:学术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价值”。显而易见,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包含在这里;因为这项预设无法用学术方法证明。这个预设,只能根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诠释(deuten),而这种终极意义,个人只能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抱持的终极立场,加以接受或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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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10 [§20 价值预设与各类学科的关系] 学术工作与其预设之间的关系,随学科结构的差异而有极为不同的形态。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天文学预设:在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内,把握宇宙现象的最高法则,是一件值得花心力去做的事。它们把此一预设当成是不证自明之理,不仅因为我们用这种知识可以得到技术性的成果,而且,如果这类知识的追求是一项“志业”,它本身即是有价值的。但是,此一预设本身,绝对无法加以证明。至于要证明这些科学所描绘的世界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有“意义”,或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其意义,就更不可能了。自然科学不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其次,让我们来看看一门从科学观点来说高度发达的实用技艺,即现代医学。医疗工作一般性的“预设”,用平常的话来说,在于尽忠职守,也就是把生命本身维系住,并尽一切可能减少痛苦这回事。不过,这句话很有问题。医疗人员必须尽力维系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的生命,即使病人恳求让他离开人世,即使家属认为病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已失去价值,同时也无力负担维持他这没有价值的生命所需的费用,因而同意让他解脱痛苦。也许这是一个凄惨的精神病患者,他的亲人,不管承认与否,都希望,也必然希望他早点死掉。可是唯有医学的预设,加上刑法的规定,阻止医生放弃对这种病人的治疗。这个病人的生命值得活吗?在什么情况下有活的价值?医学不问这些问题。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再以艺术学为例。艺术学认定世上有艺术品这种东西的存在。它要知道艺术品是在哪些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它不问艺术的领域是否竟是属于魔性的至尊至美存身的领域,竟是一个属于此世的领域,因而其本质竟是反上帝的,它贵族式的最悲情竟与人类博爱的精神背道而驰。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学不问是否应该有艺术品存在。再看法理学:法学的思考,部分受到具有必然性的逻辑一般原则(Schemata)的限制,部分受到约定俗成的一般原则的限制;法律思想的规则被认为是妥当的,也就是当某些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某些解释方法被承认具有拘束力量时,即由法理学来加以确立。对于是否应该有法律,以及人们是否应该只设定这些规则,法理学是不闻不问的。它只能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某种结果,那么根据我们法律思想的规范,这条法律条文是获得该结果最适宜的方法。再来,我们看看历史性的文化学科(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这些学科教我们如何从其起源的条件上,了解政治、艺术、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它们本身,对于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或在今天有无存在的价值,并没有答案,它们也不会告诉我们,是不是值得费工夫去认识这些文化现象。它们只预设:通过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是有价值的(Interesse)。可是它们提不出任何“科学”性的证明,证明实情确实如此。同时,它们做此预设,绝不证明此乃理所当然。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自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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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12 [§21 政治不属于课堂] 现在,我们回到离我最近的学科:社会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政治学与目的在于诠释上述学科的各种文化哲学。有人说,在大学讲堂中,政治没有立足之地;我同意这种说法。在学生这方面,政治不属于讲堂。举个例子来说,倘若反战学生在我以前柏林大学的同事舍弗尔(Dietrich Schäfer)的课堂上,围住他的讲台,大声叫嚣,一如传闻中主战学生对佛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örster)教授的行径,我会同样感到遗憾,虽然佛斯特教授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我有莫大的距离。然而,在教员这方面,政治一样不属于课堂。如果老师对政治的关心,是基于一种学术上的兴趣,就尤其不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采取某种立场是一回事,而对政治结构与政党立场进行学术分析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人在公众集会上谈民主,大可不必隐瞒自己的立场;甚至我们可以说,站好清楚明确的立场,是他无可逃避的责任。在这类集会上,人们所用的语言,并非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一种政治诉求,为的是争取他人的支持。它们不是犁头,锄松静观思想的泥土,而是对付敌人的利剑,是武器。但在讲课时,或是在课堂里,用这种方式使用语言,却是一项卑鄙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主题是“民主”,你可以讨论民主的各种形式,分析民主运作的方式,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然后你将民主形式与非民主政治秩序的形式对照来看,努力让听者进入一个能够找到出发点的状况,以便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终极理想,确定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教师会注意,不要在讲台上,把某一种立场灌输给学生,无论其方式为明讲或暗示。因为以“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是最欺骗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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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14 [§22 为什么政治不属于课堂] 为什么我们的确应该避免做这种事?我先声明,有许多深受敬重的同侪认为,这种自我抑制,不可能彻底办到;即使能够做到,避免表示立场也不过是个人口味的问题。是的,我们不能以科学方法证明大学教授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只能要求教授们具有智识上的诚直去看清楚: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两种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现在有教授问我,为什么他不能在课堂上讨论第二类问题,我的回答是:先知与群众鼓动者,都不属于教室的讲台。对先知和群众鼓动者,我们要说:“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话公开向群众说”,也就是在他人可以批评你的情况下讲话。在课堂里,教授座前的听众必须保持缄默,教授侃侃讲课。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在课堂上也并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如果有教授利用这种局面,用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来影响学生,而不是利用这种环境,本着自己的职责,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得益,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教师个人很可能无法完全排除个人主观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受到良心最严厉的谴责。但这种过失,绝对不能证明什么。别的错误一样可能发生,譬如在陈述某项事实时犯了错误,但这并不证明,追求真理的职责因此便有理由松懈。我的批评,也是基于学术本身利益的考虑。我可以举出我们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来证明,无论何时,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但这已超出今晚的主题,需要长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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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16 [§23 学术求于信徒者——一个例子] 在此,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在一门研究教会与国家各种形式的课上,或者一门宗教史的课上,要如何让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共济会会员(Freimaurer)[1],对这些问题有同样的价值观(Wertung)?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学院教员必须希望并且要求自己,让两个人都能从他的知识与方法中得益。诸位会理直气壮地指出,那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不带天主教教义预设的教师有关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因素的看法。确实!但是,差别是在这里:在排斥了宗教的拘束这个意义下“不带预设”的学术,事实上既不理会“奇迹”,也不承认有“启示”。如果承认,就是不忠于自己的“预设”。但教徒则相信有奇迹和启示。“不带预设”的学术所要求于信徒者,是要信徒起码——但也不多于此——承认,如果基督教的兴起过程,不需要借助于什么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即能得到说明,同时从经验性的说明的角度来看,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作为因果性的因素又是必须排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过程,便应该照学术所要求的方式来说明。信徒可以这样做,而又没有不忠于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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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18 [§24 “令人不快”的事实] 那么难道学术的成果,对于一个不在意事实本身如何,而只关心实践立场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吗?大概未必见得。首先我们举出一点。一个人如果是一位发挥了作用的教师,他首要的职责,是去教他的学生承认尴尬(unbequeme)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个人党派意见而言,令人不快的事实。每种意见,包括我个人的意见在内,都会面对一些令人极端尴尬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一位教师迫使学生习惯这类事情,他达成的,不只是属于知性方面的贡献。我会不虞夸张之讥,用“道德成就”来形容它,虽然对一件如此理所当然的事,这四个字或许确实太过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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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20 [§25 价值的多神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为什么要避免个人立场的灌输,我只谈到实际方面的理由。但是这些并非唯一的理由。“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做宣扬辩解之所以不可能——唯一的例外是,当我们在讨论为达成某一既定而预设在先的目标所采用的方法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在原则上,这种宣扬辩解便没有意义,因为世界的各种价值领域(Wertordnungen),互相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对密尔(J. S. Mill)的哲学,我本无词可赞;但他在老年所说,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就会变成多神论,却完全正确[2]。这话说得浮面,听起来吊诡,但其中自有真理在。今天,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又重新认识到:一件事物之为神圣的,非但不为其不美所碍,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同时唯在其为不美的条件下,这事物才成其神圣。在《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及《诗篇》第22篇,诸君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记载。至于说,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善之处无碍于其为美,并且正是在其为不善之处,方见其美;这个道理,尼采已让我们再度了解;在尼采之前,在《恶之花》(Fleurs du mal)——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为他的诗集题名如此——中,诸君也可以见到这个道理的铺陈。再至于说,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无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一项日常的智能。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互相争斗;以上所言,都不过是这种斗争最原本的形式。在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的价值之间,要如何“学术地”作一个裁决,恕我不知道。在这里,也是不同的神祇在互相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这种情形,和古代尚未祛除其神祇与邪魔之迷魅的世界中的情形并无二致,唯其意义已不同;一如希腊人此时向阿佛洛狄忒献祭,彼时向阿波罗[3]献祭,每个人尤其都向自己城邦的神献祭,今天我们依然如此;但是在我们的仪式里,迷魅已祛散,属于神话,但就精神意义而言完全真实的象征力量,已遭剥落。主宰这些神祇及其斗争的,自然不是“学问”,而是命运。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对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而言,具有神的地位的是什么,或者该说:在这个领域里或那个领域里,具有神的地位的是什么。就教授在课堂上所能做的讨论而言,问题到此绝对告终。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中蕴含的重要生命问题也告结束。但是,对这个问题,大学讲坛之外的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谁敢挺身“根据学术驳斥”山上训词[4]所揭示的伦理,其中包括诸如“不要抵抗恶行”或把另一边面颊送给别人打之类的训诫?然而,很明显地,从此世的观点来看,这些训诫所教导的伦理观念,乃是一种全然放弃了尊严的伦理(eine Ethik der Würdelosigkeit)。人必须在此一伦理所赋予的宗教尊严与训示我们“抵抗恶行——否则你将为它压倒性的力量分担责任”的人性尊严之间,做一抉择。相对于个人的终极立场,这两种伦理,一个是魔鬼,一个是上帝。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在生命的各个层面,情况都是如此。但是,一种以伦理的和有条理的态度操持生命的理性主义,乃是一切宗教先知的必然产物;这种宏伟的理性主义,业已排除了上面所述的多神论,取而代之的是“唯一必然之神”。不过,鉴于生活内外两方面的诸般现实,这种理性主义发现一些妥协和相对化仍是必要的。这些,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到了今天,这类妥协和相对化,在宗教中已是“日常生活之事”了。于是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来,由于已遭除魅,他们不再表现为拟人的力量。他们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可是,对于近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最艰难的是去面对这种日常生活之事,而犹贾勇自持。所有对“体验”的追求,皆源自此一软弱;〔之所以称之为软弱,〕是因为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而无能正视之,即为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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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22 悠悠千年,我们都专一地皈依基督教伦理宏大的悲情(pathos),据说不曾有过贰心;这种专注,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过,我们文化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将再度清楚地意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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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24 [1] “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社会,会员将近六万人。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共济会强烈地反教会、反封建、主张共和民主及人道主义。天主教会及大多数集权保守国家,均宣布共济会为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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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26 [2] 见密尔写于1868—1870年间的“Nature, the Utility of Religion, Th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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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28 [3] 希腊神话中的神,分别掌管不同领域的活动,参见《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277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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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530 [4] 《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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