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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他完全没有信念可言（gesinnungslos），而只关心如何才能获得选票。老大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通常他的私生活无可非议而规矩正常。论及他的政治伦理，他很自然地随着政治行为的一般既存伦理标准作调整，就像论及经济伦理时，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战时〕囤积时期的做法一样。作为一个“职业性的人物”、一个职业政治家，因此受到社交界的轻蔑，并不让他在意。他本人不担任联邦的重要职务，也无意于此；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和党没有关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乃至于有名望的人，如果在老大看来在投票上有比较大的吸引力，他便往往会用他们为候选人。因此，党的旧望族不会一再竞选，像在德国的情形一样。这种不谈信念的政党的结构，加上它们在社会上受蔑视的掌权者，反而能把有能力的人送上总统宝座——在德国，这种人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爬得那么高的。自然，对于可能危害到财源或权力基础的冷门候选人（outsider），老大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过，在争取选民好感的竞争中，老大们常常必须委屈自己，去接受向腐败挑战的人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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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美式官吏制度的变化］ 这是一种高度资本主义式的、从上到下严密、彻底地组织起来的政党经营，由十分强固的、类似修会方式组织起来的俱乐部（例如塔曼尼厅）所支持。这类俱乐部所追求的，完全在于借着政治支配——特别是对地方自治政府的控制，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榨取对象——获取利益。政党生活的这种结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国家”，有高度的民主。不过，这种关系，也正是这套体制现在正逐渐凋谢的缘故。美国已不再能由素人来统治了。不过十五年前[12]，如果你问美国工人，为什么愿意让他们也说是受他们轻蔑的政治家来治理，他们的答复是：“我们愿意让我们可以往他们脸上吐口水的人来当官员，而不要让当官的人往我们脸上吐口水，像在你们那里一样。”这是美国式“民主”的老观点；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美国的这种状态，如今已不复存在。素人政府已不管用，公务员改革法案设立了数目愈来愈多的终身且有年金的职位。经过这场改革，受过大学教育而清廉、能干均不逊于我们的公务员的官吏，取得了职位。就现在而言，有大约十万个职位，已经不复是选举后的分赃对象。这些职位现在都提供年金，同时凭资格取人。这样一来，猎官制将会逐渐消退，而党的领导在性质上也会有所改变——不过我们尚不知道会怎么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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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德国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态势］ 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政治经营的决定性态势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国会的无力。这个因素的后果，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人都不肯长期留在国会里。现在我们假定有人想进入国会，在国会里他能做出什么呢？总理府有一个空缺时，你可以向相关的行政长官说：“我的选区里有个很能干的人，适合这个职位，用他吧！”行政长官欣然同意。一个德国的国会议员，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本能——如果他有这种本能——他能做的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在议会的无能之外，我们要举出第二个因素：具有专门训练的专业官僚层，在德国有无比的重要性。这个因素，决定了国会的无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全世界拔头筹。官僚层的重要地位造成的后果，是专业官吏不仅担任事务官职，甚至还要担任部长。去年，当巴伐利亚（Bavaria）邦议会在辩论国会制政府时，有一个说法便认为，如果内阁部长让国会议员来担任，有才能的人就不再乐意担任公务员了。再者，官僚的行政体系，会以一种有系统的方式，规避像在英国制度里的委员会讨论过程那样的控制。这样一来，除了少数例外，国会实际上根本无法从本身培育出行政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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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就是和美国的情况相反，在德国，政党有政治上的信念和主义（gesinnungspolitische）。德国的政党，至少在主观上认定，它们的党员都信奉一定的“世界观”。德国政党中最重要的两个：在一边的〔天主教〕中央党和在另一边的社会民主党，生来在性质上便是属于少数人的政党（Minoritätsparteien）[13]，同时也志在作少数人的政党。帝国（Reich）的中央党领导人圈子，从不讳言他们反对议会制政府，原因在于他们一向对政府施加压力而给猎官者觅得职位，因此他们怕一旦身为少数党（Minderheit），这样做就困难多了。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坚定原则的少数人政党，它也是政府国会化的一个障碍，原因是社会民主党不愿意让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玷污了自己。这两个政党都不愿意卷入国会制政府，遂使国会制政府在德国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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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德国政党的望族派系倾向］ 在这些态势之下，德国的职业政治家的处境如何呢？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只能扮演一种相当次要的望族角色。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一种在各处都很典型的派系本能（Zunftinstinkt），又开始在他们的心中鼓动。在这种将生命意义寄托在他们卑微地位上的望族圈子中，任何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的人，都没有爬得高的可能。从每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然也不例外——我都可以举出许多名字来，在每一个名字底下，都是一场政治生涯的悲剧；悲剧之来，是因为当事人具有领袖的素质，而正是因为他具备这些素质，遂遭望族山头的排挤。我们的每一个政党的发展，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一条走到望族派系的路。举个例子来说，倍倍尔（F. A. Bebel）虽然在思想才智上无甚可观，但在性格上、在人格的纯洁上，他仍然是一位领袖之材。他之是一位殉道者、他之（在群众看来）从来不曾背叛过群众对他的信任，使他得到了群众绝对的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势力足以向他挑战。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后，这种情况告终，〔党〕官吏的支配开始。工会干部、党书记、新闻工作者踞高位，官吏的本能支配了党。这一群党官吏无任何堪非议之处；和别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往往十分腐败的美国工会干部）比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品格罕见地高洁。但是官吏支配所造成的后果，如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的那些，已开始在党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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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0年开始，资产阶级各政党已完全变成望族的派系了。不错，偶尔各政党为了宣传的目的，也必须引入党外的知识分子，好让他们可以说：“我们有某某人、某某人。”但只要可能，他们避免让这类人参加选举。只有在当事人坚持而无法避免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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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精神〔也支配了〕国会。今昔无二，我们的各国会政党都是派系。在帝国议会的会场中发表的每一篇演讲，事先都经过党的透彻审查。这些演讲前所未闻的沉闷无趣的程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只有在事先被指定的人，才能发言。这和英法两国的惯例——虽然法国乃是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因素——构成绝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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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保守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正式建党之前，其前身团体被称为Tories。这个称呼起源于十七世纪，当时主张迎立约克公爵詹姆斯为英王的一派，被称为托利派，因他为天主教徒而反对者则被称为辉格派。到今天，“托利”仍然是保守党的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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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又称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是基督教在英国的特殊形式。英国教会原先属天主教，十六世纪时拒绝教皇权威，自行发展，接受改教运动部分的影响，是一种天主教和新教的糅合物，比较宽容，今天是普世教会运动的一个典范。在美国及其他若干地方，它被称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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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ig是英国自由党的前身。在自由党建党之后，“Whig”多指自由党中的保守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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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谓“非国教派”，泛指不接受英国安立甘国教的新教教派，包括长老会、浸信会、公理会、贵格会等。这些教派受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比较深，因此在英国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独立之后，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和安立甘教会不彻底的改革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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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国国会内各党的干部议员，称为Whip（党鞭），负责配合议程安排发言和督促本党议员到场投票。通常各党有一位Chief Whip、三到五位W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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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ucus”一词起源于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的波士顿，词源已无法考定，意指政党中核心分子决定候选人或党政策的秘密协商会议。在英国，这个词在1870年代才从美国借来，带有贬义，指对方严密的党组织。中文有译成“秘密干部会议”者。但韦伯在此似用此词泛指独立于望族和国会议员的党工“机器”，爰译作“党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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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前42）曾于罗马共和将崩溃之际，在人民及军队的拥戴之下，违反共和宪法，率军越过Rubicon河，一举击溃罗马参议院，夺取所有的重要职位于一身，由而取得绝对的权力。韦伯认为近代大众民主的必要趋势，便是具有卡理斯玛的领袖，直接诉求民意支持，而夺得绝对的领导权。见p.207注2；又请参见《经济与社会》附录Ⅱ（p.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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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谓爱尔兰自治，是1870至1920年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脱离英国自治要求。1886年葛莱斯顿曾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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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P.”是“Justice of Peace”（治安长官）的简称，香港人译作“太平绅士”。这是由国王任命非法律界的平民担任的职务，有权维持地方安宁及处理小案件。“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国会议员）的简称，指下议院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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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见p.221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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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大”的制度，是十九世纪美国政党政治的特色之一。随着新移民大量到来，地方上的“老大”对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借钱给他们，替他们争取社会福利、安排工作；这些新移民则由他们指挥投票。这是“老大”制度的起源。“老大”则用这些受他命令的票源为资源，做进一步的政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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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1904年。——德注 韦伯夫妇曾于1904年8月至12月赴美国访问，足迹遍及东西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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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这段文字中，韦伯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少数党时，用了两个不同的词：Minoritätpartei和Minderheitspartei。后者指在国会中相对于占较多席位的多数党而言的“少数党”；前者则强调一个政党因为有严格的意识形态，故只接受具有意识形态觉悟的少数人为党员，不会大规模地让群众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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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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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 今天，因为这场大崩溃——一般称之为革命——也许一场新的改变已经开始。也许——但是不一定。首先，各种新式的政党机构开始出现。头一种是业余的机构（Amateurapparat）。这种机构，特别见之于各大学的学生之间。他们向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我们来替你做必要的工作，你就下命令吧。第二种是经纪人（Geschäftsmannische）的机构。在这种情形中，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有领袖素质，就有人找上门来，愿意负责替他拉票，按照固定的价码，依票数收钱。要是诸君诚心问我，在这两种机构中，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来看，哪一种比较可依赖，我想我会选择后者。但是，这两种机构，都是突起突灭的泡沫。现存的机构经历过了重新组合，不过它们仍继续活动。上面提到的新生现象只是征候，表示只要有领袖，新的机构仍有可能产生。但是比例代表制在技术上的特性，已经注定了它们不会真正成功。寥寥几个街头专政者兴起又垮掉。而以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本来也仅仅是街头专政者的追随者：这些凋零中的少数派的力量，就是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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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 让我们假定这种情形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须要从早先所言，清楚地了解到一点：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造成了追随者的“丧失灵魂”（Entseelung），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要成为对于领袖有用的机构，成为一套美国意义下的机器，让望族的虚荣和个人观点的固执都不至于干扰它的运作，跟随者必须对领袖盲目服从。林肯的当选之所以可能，便是借助于政党组织的这项特性。至于葛莱斯顿，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党务会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不过是受领袖领导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和没有领袖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使命召唤感（ohne Beruf），没有领袖必具的那种内在精神性的、卡理斯玛要素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1]。后者的情况，就是党内反对派习惯上称为“派系”支配的情况。目前在德国，我们只能做后面这种选择。在未来，因为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将会恢复，对帝国议会[2]的权力，以及帝国议会作为领袖的选取场所的重要性，必然构成限制，这种〔政客支配〕情况的持续，至少在帝国的层次上，得到了有利的条件。再者，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比例代表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比例代表制乃是没有领袖的民主一种典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比例选举方式有利于望族山头在争取提名时的暗盘操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未来，这种制度让利益团体有可能迫使政党把它们的干部列入名单，由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国会，没有真正的领袖存身的余地。对于领袖的需要，唯有在一位循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方式而不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身上，才能得到满足。当在较大的地方自治体中，以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方式选出的专政市长，挟着自行安排他的官府人事的权力出现的时候——在美国，当有人要认真和腐败对抗时，情形更是如此——以工作成绩为基础的领袖，便可能产生，领袖的挑选也可能开始。这就决定了要有配合这种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组织。不过，鉴于各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尤其不例外——对于领袖有一种完全小资产阶级式的敌意，政党未来的组成方式和所有这些机会，都仍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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