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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88 [8]　所谓爱尔兰自治，是1870至1920年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脱离英国自治要求。1886年葛莱斯顿曾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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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90 [9]　“J.P.”是“Justice of Peace”（治安长官）的简称，香港人译作“太平绅士”。这是由国王任命非法律界的平民担任的职务，有权维持地方安宁及处理小案件。“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国会议员）的简称，指下议院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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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92 [10]　请见p.221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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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94 [11]　“老大”的制度，是十九世纪美国政党政治的特色之一。随着新移民大量到来，地方上的“老大”对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借钱给他们，替他们争取社会福利、安排工作；这些新移民则由他们指挥投票。这是“老大”制度的起源。“老大”则用这些受他命令的票源为资源，做进一步的政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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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96 [12]　指1904年。——德注 韦伯夫妇曾于1904年8月至12月赴美国访问，足迹遍及东西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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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898 [13]　在这段文字中，韦伯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少数党时，用了两个不同的词：Minoritätpartei和Minderheitspartei。后者指在国会中相对于占较多席位的多数党而言的“少数党”；前者则强调一个政党因为有严格的意识形态，故只接受具有意识形态觉悟的少数人为党员，不会大规模地让群众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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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06 ［§50 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 今天，因为这场大崩溃——一般称之为革命——也许一场新的改变已经开始。也许——但是不一定。首先，各种新式的政党机构开始出现。头一种是业余的机构（Amateurapparat）。这种机构，特别见之于各大学的学生之间。他们向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我们来替你做必要的工作，你就下命令吧。第二种是经纪人（Geschäftsmannische）的机构。在这种情形中，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有领袖素质，就有人找上门来，愿意负责替他拉票，按照固定的价码，依票数收钱。要是诸君诚心问我，在这两种机构中，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来看，哪一种比较可依赖，我想我会选择后者。但是，这两种机构，都是突起突灭的泡沫。现存的机构经历过了重新组合，不过它们仍继续活动。上面提到的新生现象只是征候，表示只要有领袖，新的机构仍有可能产生。但是比例代表制在技术上的特性，已经注定了它们不会真正成功。寥寥几个街头专政者兴起又垮掉。而以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本来也仅仅是街头专政者的追随者：这些凋零中的少数派的力量，就是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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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08 ［§51 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 让我们假定这种情形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须要从早先所言，清楚地了解到一点：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造成了追随者的“丧失灵魂”（Entseelung），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要成为对于领袖有用的机构，成为一套美国意义下的机器，让望族的虚荣和个人观点的固执都不至于干扰它的运作，跟随者必须对领袖盲目服从。林肯的当选之所以可能，便是借助于政党组织的这项特性。至于葛莱斯顿，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党务会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不过是受领袖领导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和没有领袖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使命召唤感（ohne Beruf），没有领袖必具的那种内在精神性的、卡理斯玛要素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1]。后者的情况，就是党内反对派习惯上称为“派系”支配的情况。目前在德国，我们只能做后面这种选择。在未来，因为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将会恢复，对帝国议会[2]的权力，以及帝国议会作为领袖的选取场所的重要性，必然构成限制，这种〔政客支配〕情况的持续，至少在帝国的层次上，得到了有利的条件。再者，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比例代表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比例代表制乃是没有领袖的民主一种典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比例选举方式有利于望族山头在争取提名时的暗盘操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未来，这种制度让利益团体有可能迫使政党把它们的干部列入名单，由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国会，没有真正的领袖存身的余地。对于领袖的需要，唯有在一位循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方式而不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身上，才能得到满足。当在较大的地方自治体中，以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方式选出的专政市长，挟着自行安排他的官府人事的权力出现的时候——在美国，当有人要认真和腐败对抗时，情形更是如此——以工作成绩为基础的领袖，便可能产生，领袖的挑选也可能开始。这就决定了要有配合这种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组织。不过，鉴于各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尤其不例外——对于领袖有一种完全小资产阶级式的敌意，政党未来的组成方式和所有这些机会，都仍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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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10 ［§52 志业政治家的出路］ 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经营，在具体外在的方面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在今天尚无法看出来。也因此，更难看出来的，是有什么途径存在，好让有政治禀赋的人能够利用，去从事遂心的政治工作。那些因为物质条件而必须“依靠”政治为生的人，大概都必须另取新闻工作或者党工之类的典型直接途径。不然，他们就得去担任工会、商会、农会、技术行会、劳工委员会（Arbeitskammer）、雇主组织等利益团体的代表，或者是在地方自治体的政府中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可是党工和新闻记者一样，总是背负着“次等地位”（Deklassiertheit）的包袱；这是在此我们对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外在的层面上唯一能说的。即使没有人真的说出来，新闻记者和党工的耳朵里，不幸总是回响着“受雇文人”和“受雇说客”这类字眼。一个人，如果在心理上对此没有坚强的防御，无法给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不管怎么说，除了必须抵抗强大的诱惑之外，这种生涯也会带来不时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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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12 [1]　“‘领袖民主制’指的是伟大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宪政体制中进行的卡理斯玛型统治。‘没有领袖的民主’指的是一种民主的统治，在其中一切事务都只是像日常琐事一般地来处理。”（Mommsen，前引译文，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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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14 [2]　俾斯麦统一德国，建立联邦式的帝国（Reich）。各邦王室派代表组成联邦参议院，形式上控制一切立法，并通过皇帝指派（通常是普鲁士的首相）的参议院主席（也就是总理）“治理”联邦。全德国人民的代表另外组成帝国议会，和邦没有关系。但这个机构只有磋商和预算方面的权力，对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力量。参见《经济与社会》附录Ⅱ英译者注8，p.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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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19 学术与政治 [:1702352936]

1702354920 学术与政治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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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22 ［§53 政治作为志业的心理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就内在的满足感而言，能给当事人带来什么呢？把政治当成一种志业来献身的人，必须具备哪些人格上的先决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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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24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Machtgefühl）。即使身居正式说来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种对人有影响力的感觉、插手在控制人的权力中的感觉、尤其是亲手觉触到历史性重大事件之脉动的感觉，都使得志业政治家觉得自己摆脱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凭什么个人的素质，他才能不负这种权力（不论对个别当事人的情况来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以及这权力带给他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开始进入伦理问题的领域了，因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乃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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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26 ［§54 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条件］ 我们可以说，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素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Leidenschaft）、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ühl）、判断力（Augenmaß）。所谓热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热情，一种对一件“踏实的理想”（Sache）的热情献身，对掌管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热情归依。我所谓的热情，和我已故的朋友西美尔尝称为“没有结果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心态，是两回事。后面这种心态，是某一类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知识分子（不过，也许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特色；而在今天，在这场被傲称为“革命”的狂欢会中，这个心态对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心态，是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以理知上的有意思为尚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没有丝毫切事的责任意识。不论如何诚心，只有热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于热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这就需要政治家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特质：判断力。这是一种心沉气静去如实地面对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没有距离”，纯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们新起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会注定他们在政治上无能的性质之一。因此，问题是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怎样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调和起来。政治靠的是头脑，不是靠身体或心灵的其他部位。政治要不沦为轻浮的理知游戏，而是一种真实的人性活动，对政治的献身就必须起自热情、养于热情。但是热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于其精神的强韧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别的，也正是这种坚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于这种境界，唯一的途径，便是养成习惯，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政治“人格”的“强韧”，首要便在于拥有这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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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28 ［§55 虚荣的破坏力］ 准此，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种全然平常、全然属于人之常情的敌人：虚荣（Eitelkeit）。虚荣心绝对是普遍的，但虚荣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在此指对自己的距离）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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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30 虚荣是随处可见的一种品性，可能没有人能全然避免。在学院界和知识界，虚荣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不过就一个学者来说，无论虚荣的表现是如何令人讨厌，但是因为虚荣通常不会干扰他的学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相对而言是无害的。可是就政治家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政治家的工作中，必须追求权力，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权力本能”——如人常说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质的一个部分。不过，一旦政治家对权力的欲求不再“切事”，变成纯粹个人自我陶醉的对象，而不再全然为了某项“踏实的理想”服务，他就冒渎了他的职业的守护神。因为在政治的领域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来说只有两种：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这两者常常——但不是始终——是同一回事）。而虚荣——尽可能让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瞩目的需要——在最强烈的时候，会引诱政治家犯下这两项罪恶之一，甚至两者皆犯。群众鼓动者之被迫考虑效果（Wirkung），便最足以见此。正因为如此，这种领袖时时都有危险变成一个演员，有危险轻忽了对自己行动之后果的责任，而只关心自己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他的不切事，使他追求的是权力的闪亮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wirkliche）权力；他的缺乏责任感，使他只为了权力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有内容的目的去享受权力。不错，权力是一切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因此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但即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政治家像一个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力、虚荣地陶醉在权力感里——简言之，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彻头彻尾的“权力政治家”，在我们之间，也有狂热的信徒加以最高的崇拜；这种政治家或许会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在现实里，他们不能成事，不能具有任何真实的意义。就这点来说，批评“权力政治”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从权力政治心态的若干典型代表内在突然崩溃的例子，我们可以窥出，在他们嚣张但完全空虚的作态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内在软弱和无力。这种作态，来自对人类行动的意义（Sinn）最廉价、最浅薄的虚脱麻木（Blasiertheit）态度；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永远都带有悲剧的成分；但是这一点，却是这种态度全然无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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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32 ［§56 信念以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 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和其原先的意图（Sinn）处在一种完全不配当的关系中；有时候，这种关系甚至是完全吊诡难解的。这完全是事实，甚至是整个历史的一项基本事态。不过，在此我们不拟去证明这一点。可是，正是由于这个事态，政治行动若要有其内在的支撑定力（Halt），就必须要有追求一个理想的意图。为了这样一个理想，政治家追求权力、使用权力；但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究竟以什么形式出现，乃是一个由信仰来决定的问题。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或全人类的，可以是社会和伦理性的或者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属于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对“进步”[1]（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之下）的强烈信仰中，也可以冷静地否定这种信仰。他可以坚持应该为了某一“理想”服务，也可以在原则上否定这类要求，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总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话，毫无疑问，即使是在外观上看来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无所逃的那种归于空幻（Nichtigheit）的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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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34 ［§57 政治的道德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今晚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政治作为一件“理想事业”（Sache）所具有的精神风格（Ethos）。如果完全不考虑它的具体目标，政治在人生的整体道德安排（die sittliche Gesamtökonomie）中，能成全什么志业？或者这么说：在道德世界的什么地方，才是政治的居身之所？自然，在这里互相冲突的，乃是最终极的世界观；在世界观之间，最终只有选择可言。最近，又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讨论的方式，是完全倒错的）；在此，让我们果敢地来面对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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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4936 ［§58 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 不过，首先让我们祛除一种对这个问题全然浅薄不足道的扭曲。当人们开始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道德可能扮演一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最致命的角色。我们举些例子。很少有男人在对一个女人移情别恋的时候，不会觉得有需要对自己说：这个女人不值得我爱，或者这个女人令我失望，或其他类似的“理由”，以表示自己的作为正当。这当然不够风度；但更不够风度的，是他要编造出理由，去“正当化”他不再爱这个女人以及这个女人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这样直截了当的定局，以便证明自己没有错，并且把责任都加到已经在痛苦中的她的头上。在情场上得胜的人，有同样的运作：他的情敌一定不如他，否则这个人也不会输掉。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胜利者会以一种不见尊严（Würde）的道德优越感（Rechthaberei）宣称：我胜利了，因为我与正义同在；很明显，这也完全是同一种心态。或者，当一个人因为不堪战争的残酷而精神崩溃时，不是率直承认他承受不了，而是觉得有必要向自己正当化自己对战争的厌倦，告诉自己：我不喜欢这场战争，因为我被迫去为了一个在道德上邪恶的目标作战；用这个理由取代了原来真正的理由。战争中的失败者，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在战争结束后，与其像老妇人一样，汲汲于找出“祸首”（而毕竟，造成战争的，乃是社会的结构），倒不如果敢严峻地对敌人说：“我们败了，你们得到了胜利。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就牵涉到的实质利害，以及（更重要的）根据对未来要负的责任（这尤其是胜利者必须关心的），来谈应该得出来的结论。”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做法，都不见尊严，都会留下报应的祸根。一个民族可以原谅它的利益所受到的伤害，但不会原谅对其荣誉所施的伤害，尤其当这伤害来自一种教士式的道德优越感。每一份新的文件，在几十年后公布于世之时，都会造成羞怒的吼声、仇恨、愤怒，而不是让这场战争及其结局至少在道德上被掩埋掉。要把战争及其结局掩埋掉，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切事的、有风度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尊严的态度。坚持“道德”，无足以臻此。所谓坚持道德，实不啻双方都有失尊严。坚持道德的人，关心的并不是政治家真正关怀的问题——未来以及政治家对未来的责任；相反，这种人关心的，是在政治上没有结果（因为无法取得结论）的过去罪愆的问题。政治上若有罪愆可言，这便正是政治上的罪愆。尤有者，这种人没有看到，整个问题如何因为实质的利害而无可避免地受到扭曲：胜利者的利益，在于榨取物质上及精神上最大的好处；失败者的利益，则在于希望借着承认罪过而获得某些好处。若有“庸俗”可言，这便是“庸俗”；而这正是以道德为“取得公道”的手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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