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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之外，克申斯坦那（Kerschensteiner）、豪森斯坦（Hausenstein）和瑙曼是原来邀请的演讲者。（诺克说第三个演讲者是谢佛尔，博恩包姆仿佛记得第三个主题是神学，邀请的演讲人是李伯尔特〔Lippert〕。）韦伯大概是在1917年9月下旬，在劳恩斯坦堡（Burg Lauenstein）的聚会中[13]结识这个学生团体的。他和托勒也是在这个聚会中见面的。1917年9月29日，韦伯在这个聚会中讲“人格与生命秩序”（Die Persönalichkeit und die Lebensordnungen）。这可能是以《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4]为基础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第一稿[15]，从那时开始，似乎每逢韦伯在慕尼黑演讲，自由学生同盟的成员都会参加——1917年11月5日，他的主张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警告大日耳曼运动的危险的伟大演讲；1917年11月7日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1918年11月4日讲德国的政治新秩序[16]，以及演讲结束后在卡岑斯坦（Erich Katzenstein）家中的聚会（卡岑斯坦在〔几天后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9年1月28日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1919年到1920年之交冬季学期里，韦伯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进行了一次精彩讨论。[17]借着这些演讲，韦伯和慕尼黑的革命波西米亚文人圈也保持了公开的接触。[18]在诺克写给玛丽安娜·韦伯的报告中，我们读到：“韦伯很重视自由学生同盟的成员及一群年轻人革命派（杜鲁末勒〔Trummler〕、罗斯〔Roth〕及其他人）来听他演讲；他和这些人在私下也进行辩论。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有很多话是对这些人说的。第二个演讲的对象，大概也包括托勒；有时候，在博恩包姆的陪同下，韦伯到绿林旅馆（Hotel Grünwald）去看托勒。从韦伯想要和李维安（Max Levien）见面的欲望，我们可以猜测韦伯何等强烈地想和革命派辩论；他曾说，他已有相当时间没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接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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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与自由学生同盟的关系，对他来说尚有深一层的意义。他认为，在德国经历过了一个精神崩溃的阶段，一个“恶心的暴露狂”、一切尊严沦丧的阶段之后，这类团体代表着新政治文化兴起的明确契机。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乃是一种踏实切事、知耻虚心的文化，不再容许私人事务与公众事务、个人的意义问题与集体的意义问题长久混为一谈。韦伯相信，德国不仅在军事上业已败北，在精神方面也已经丧亡：“目前，我们‘颜面’丧尽，未见任何民族在类似状况中有如此失态者，雅典在艾格斯波达姆斯（Aigospotamos）海战大败后（公元前405年）以及凯洛奈亚（Chaironaia）大战失败后（公元前338年）固然未曾如此，更不用提1871年时的法国。”在韦伯看来，能担当精神重建大任者，唯有教派（Sekten），而非教会，唯有志愿团体（Verein），而非强迫团体（AnStalt）——易言之，他心目中的典型是美国式的俱乐部（Club），因为它的原则正是自愿参加与会员制。自由学生同盟在韦伯眼里象征着这方面的一个开端，在政治上及社会学的意义上他均感到相契。（参见韦伯于1918年11月24日写给慕尼黑的古文字学家克鲁苏斯〔Friedrich Crusius〕的信，引在玛丽安娜·韦伯《韦伯传》，p.636以下。不过，引文显然有误，参见Mommsen, Max Waber, p.347。笔者无幸目睹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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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附录，原是Wolfgang Schluchter,“Wert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sethik”（即本册导言）的注释2及3，英译见Wolfgang Schluchter, “Value-Neutrality and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pp.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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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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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 Winckelmann（Tübingen, 1968, 3rd ed.） , p.532 ; 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ed. J. Winckelmann（Tübingen, 1958, 3rd ed.） , p.493. 在这两本书1982年的第5版及1980年的第4版中，编者并没有改变他所推定的日期；见上面两篇演讲的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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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Eduard Baumgarten,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der Vorträge Webers: Wissenschaft als Beruf und Politik als Beruf”，马克斯·韦伯编辑室所藏手稿（巴伐利亚邦学术院，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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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埃思纳，参考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Princeton, 1965）。在《经济与社会》中（pp.242, 300），韦伯举埃思纳为卡理斯玛型的群众领导者的典型（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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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I. Birnbaum, “Erinnerungen an Max Weber”，收入Max Weber zum Gedächtnis, ed. R. Konig & J. Winckelmann（Köln, 1963），pp.19ff； 以及他1970年7月15日给温克尔曼的信，马克斯·韦伯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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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Wolfgang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übingen, 1974, 2nd ed.） , p.289f., 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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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7年11月7日晚版第二页第四栏，及1917年11月9日晨版第三页第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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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9年1月25日晨版第二页第五栏：“马克斯·韦伯教授（海德堡）将于1月28日星期二下午七时三十分在斯坦尼克艺术厅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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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19年3月10日晨版第三页第三栏，晚版第二页第四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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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丽安娜·韦伯在《韦伯传》中只提到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ideutsche Jugend），而没有提到“自由学生同盟”或“自由学生青年团”。在本附录中，Wolfgang Schluchter从《韦伯传》中引用有关“自由学生同盟”的资料之处，《韦伯传》（英译本）中皆作“自由德国青年团”。中译者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些名称之间的关系。《韦伯传》的英译者在注释中（p.597）曾如此介绍“自由德国青年团”：“1913年创立的一个青年组织，宗旨在于让青年人按照自身的欲望和能力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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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传》，p.628。英译本文字为：“他们仍未决定是应该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抑是民族主义（national-patriotic）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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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这次聚会及其参加人物，见《韦伯传》，pp.59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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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Zwischenbetrachtung： Theorie der Stufen und Richtungen religioser Weltablehnung”（1915），英译见Gerth & Mills, From Max Weber, pp.32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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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韦伯传》，p.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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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次演讲中，韦伯和左派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详见《韦伯传》，pp.6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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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韦伯传》，p.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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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慕尼黑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参考Martin B. Green, The von Richthofen Sisters: The Triumphant and the Tragic Modes of Love, Else and Frieda von Richthofen, Otto Gross, Max Weber and D. H. Lawrence in the Years1870—1970（London, 1974）, pp.85ff。这本书的缺陷，在于缺乏社会学上的概念思考。——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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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附录二 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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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Raymond Aron）的这篇文章，是他为韦伯两篇演讲的法文译本所撰导论（Introduction）的前半部，见Max Weber,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trad. par Julien Freund （Paris, 1959, 1982） , pp.7—30；文章的题目，系由编译者所加。阿隆原文的后半部（pp.31—51），讨论的是德裔美籍学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韦伯价值论的评论，比较专门，在此没有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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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1905—1983）是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学者及思想家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韦伯权威。梁其姿直接从法文将这篇文章译出；在编译者对译文提供一些意见后，由梁女士定稿，译注亦系梁女士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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