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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场战争可以在这双方之间爆发。一方对不可避免的现实的客观诠释，这可能会在另一方看来是在错误的积极性面前，人类放弃了规划自己世界的能力。赋予自由的重要性，注定要引起这种挑战。这种批评在卢梭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进而在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我们不需要去强调它们在我们文明中的重要性。运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术语，把自在之物转变成假定的自为之物，这种雄心是不断循环往复着的。在不断尝试通过鼓动性的运动把一开始仅属于客观的社会学的范畴（例如，残疾的，吃低保的），变成集体动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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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哲学家著书之前的，以及影响他们作品的，是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文传统，是共和自治的伦理。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与现代道德秩序本身不可分割的张力。甚至当它推进并殖民化我们的现代社会想象的时候，它唤起了不安与怀疑。我们看出这种根深蒂固，是与把现代社会视为商业社会的自我理解相联系的，而这种向商业阶段过渡的进程，被看作是对现代国家内部伟大的平定起到了影响作用。这个社会把战争从作为人类最高层次活动的宝座上赶下来，用生产取代了它的地位。它反对从前战斗光荣的法典，趋向于寻求某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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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激起抵制。抵制不仅来自与旧习惯有着厉害关系的秩序，佩剑贵族，而且各阶层的许多人对此也抱有怀疑态度。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高尚、英雄主义以及对非功利事业全心全意的投入，面临着衰退，甚至将要从世界上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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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男性的关切，他们遵循讲礼貌社会的风尚，成为“女子气的”、失去了阳刚的美德，这是18世纪一个重要的、持续不断的主题。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种关切会体现在上层社会的流氓对那个时代讲礼貌的规条的反叛；在相对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它也许体现在18世纪英国决斗的回归。[11]但是，在最高的层面上，这种关切把公民社会的人文伦理提升为商业社会思潮的对手，或者，它成为对由现代形式所带来的衰弱、腐败和失去自由等危险的补偿。这并非是边缘人的关注；它是许多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的关注，包括亚当·斯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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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焦虑和张力一直是现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一种形式上，它们可以导致重新改写现代的秩序观念——去挽救市民社会的美德，或者自由，或者非异化的自治，诚如我们在卢梭和马克思的哲学里所看到的。在另一种形式上，它们的确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秩序内在衰败的潜在威胁，但是，那些无意去反对这一秩序的人们，只会去寻找针对这种危险潜在性的预防药。亚当·斯密和后期的托克维尔都属于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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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趋同，以及英雄主义和高尚行为的结束的关注，也变成了对现代道德秩序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强烈谴责，诚如我们在尼采那里看到的。围绕着现代文明中心的竞争秩序理念去建设一个政体的尝试，其最显著的几种形式，如法西斯主义及其相关联的集权主义，已经失败。但是，尼采持续的声望表明，他的强烈批评，依然在许多人中得到共鸣。现代秩序，虽然是不易被改变的，也许正是因为不容易被改变，依然唤起了诸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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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lie Stephen，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Bristol，England：Thoemmes，199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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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émoires，63，引自（Nanerl Keohane，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in Fr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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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ohane，Philosophy，第24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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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在这一简述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大与复杂的论题。它的基本观点是，巴洛克文化是现代所理解的内在的、诗意的主体性，世界上所构建的秩序以及早期所理解的由形式塑造成的宇宙世界的一种综合。根据后见之明，我们把这种综合看成是不稳定的，是会被取代的，而事实上也就是这样。但不管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到在巴洛克的文化里存在这一种本质上的张力，这是在固有的且是等级的秩序与那些通过建设性的活动使得这一秩序持续和完善下来的行动者之间的张力。这些行动者因而自认为他们是靠自己行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置于等级制度之外的，所以是平等的。路易十四等人就是属于这种混合模式的。我从杜普雷的Passage to Modernity（第237——248页）这本书里关于巴洛克艺术的有趣描述中学到了许多。杜普雷称巴洛克是在人类主体性及其发生的世界之间的“最后的全面综合”。在这个世界里，主体性所产生的意义可以找到与我们在世界里所发现的其他意义的某些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综合。与其说巴洛克教堂艺术是把这一张力的重点放在宇宙这一静止的秩序上，不如说是放在彰显宇宙中能力和善的上帝那里。但是这一递降的能力是被人类主体性所吸收和发扬，形成了“神圣秩序与人类秩序之间的现代张力，这两者被认为是分离的权力中心”（第226页）。杜普雷认为，巴洛克文化是被“一个全面的灵性远象联合起来……人是站在中心位置，自信有能力赋予一个新生的世界以形式和结构。但是，这里也存在着宗教的意义，人所站立的中心依然与超在的力量源泉垂直地联系着，通过一级级的中介，造物主取得了他的力量。这是一个双重中心——人类和神明的中心——把巴洛克的世界图景与一种中世纪的纵向图景分开了，认为现实是从一个单一的超验点而来的，也与无疑是后来现代性的横向理解分开了，它在文艺复兴的一些特征中已经预示。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张力使得巴洛克具有了复杂的、不平静的、有活力的特性”（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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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eohane，Philosophy，第164——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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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在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的第十三章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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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irschman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这本特别有趣的书，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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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exander Pope，Essay on Man，第三部分，第9——26、109——114页；第四部分，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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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Mary Poovey，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的第三章中有趣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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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一部分；Manent，La Cité de l’Homme，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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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rter，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第三、四章；Bryson，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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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实上，我们现在认为的启蒙运动社会科学的高峰，从孟德斯鸠到弗格森，并非清一色的；这些作者不仅吸取了客观科学的现代模式，而且也吸收了传统的共和思想。亚当·斯密不仅提出了无形之手，同时也考虑到了把平民的劳动与“大多数人”的尚武精神绝对区分开来的负面结果。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2：787.弗格森，商业社会里最有影响的冰阶理论之一的作者，研究了这些社会走向腐败的状况。Adam Ferguson，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0），第五、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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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想象 第六章 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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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许是公民社会要获得独立于政体的身份的第一个维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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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社会成员被视为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沟通的一个共同空间，如通过印刷、电子，也包括面对面的交流等媒介，来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从而对这些问题可以形成一种共识。我提到“一个共同空间”，是因为虽然媒介是多种的，正如通过这些媒介所发生的交流一样，但是，在原则上，它们被认为是相互交流的。现在电视里播放的访谈，是根据今天上午报纸上的报导而制作的，而报纸反过来是对昨天在收音机里的辩论进行报导，诸如此类的。这是为何我们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单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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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首要的特征，甚至它在事实上被镇压或操控而成为伪空间的时候，依然如此。现代的专制社会一般被迫经历这样的过程。党报里的社论，声称是表达作者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也是为市民们考虑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声称是发泄一大批人心中的愤怒。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就像是安排妥当的一种真实过程，要通过意见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即使从一开始，结果就得到认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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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特别引用两本非常有趣的书来进行讨论。一本大概是在30年前出版的，但最近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是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它探讨了18世纪西欧的公共言论的发展。另一本书是新近出版的，是迈克尔·华纳的《共和的书简》，书中谈论了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类似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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