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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我可以总结这个讨论并试图阐述公共领域曾经是什么。它是一个新的元议题性质的空间，社会成员可以在此空间里交换思想并且达成共识。因此，它构成一个元议题性质的中介，但是，它又被认为是独立于社会的政治架构而存在的，也是完全处于现世的时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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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政治的、世俗的、元议题性质的空间：这就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公共领域。理解空间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于这一事实，它不仅仅是这一空间，同时正是部分发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社会的整体看法，以至于我们很难去回想，它一开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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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Thomas Burger（Cambridge，MA：MIT Press，1989）；德国原版：Strukturwandel 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Luchterhand，1962）；Michael Warner，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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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rner，Letters，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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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表明18世纪末对公共舆论的理解与今天的民意调查的目标相差得有多远。公共舆论调查力图要衡量的现象，用我的概念来区分的话，是一种集中的统一，无需来自于讨论。这就像人们的言论一样。段落中构成十八世纪版本基础的理想是源自于伯克，引自于哈贝马斯（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7——118页）：“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认为他与所有的公共事务皆有关系；他有权利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把意见传递出去。他们选择一些公共事务，仔细思量，进行讨论。他们好奇、热心、关注并嫉妒；把这些事当作是他们每天思想和发现的主要内容，大多数人拥有了对这些事的较好的认识，而一些人的认识是相当可观的……而在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人，只有那些有职务的人很关心或会想到公共事务，不敢用言论去相互影响，不管是处于生活的哪个位置，这种能力尤其少见。在自由的国家里，经常是在商店和工厂里所拥有的真正的公众智慧和睿智要比在君主的内阁里更多，因为在内阁里没有人敢发表意见，直到君主问他们了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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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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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rner，Letters，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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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福克斯的演讲，引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65——66页：“征求公众舆论是正确和明智的……如果公众舆论正好与我的意见相反；如果，在向他们指出危险之后，他们依然不能从同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者如果他们认为另一种方法要比我的更可取，我应该把它理解为因着对国王的责任，因着我国家的缘故，因为我要光荣退休，他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手段去追求他们认为更好的计划，即通过一个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我需要为公众提供形成舆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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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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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Haberma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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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Warner，Letters，第40——42页。华纳同时提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客观主体性的关系（第62——63页），也提到了这种客观的立场与反对帝国腐败的斗争之间是密切吻合的，这是殖民地时代在设计过于武断的模式中的一个中心议题（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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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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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E.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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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欧洲以外的另一个同类的例子，参见Clifford Geertz的《尼加拉》（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描述了巴厘岛未被征服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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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在Charles Taylor “Die Modernitaet und die saekulare Zeit”，收录于 Krzysztof Michalski，ed.，Am Ende des Milleniums：Zeit und Modernitaeten（Stuttgart：Klett Kotta，2000），第28——85页中，描述了前现代时间里的意识，包括不同模式的更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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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实上，排除宗教的层面甚至不是我对世俗的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更不用说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一个世俗的组织是完全建立在共同行为的基础上，排除了这一组织的任何神圣基础，但并不妨碍组织里的人们去继续过一种有宗教形式的生活；事实上，甚至这样的形式都会要求，例如，政治组织应该是完全世俗的。比如，支持政教分离是带有宗教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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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rcea Eliade，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New York：Harper，1959），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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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借用了本杰明的一个术语来描绘现代的世俗时间。他视之为是一个“均一的、空荡的时间”。均一正是我在此所描述的：所有事件均在同样性质的时间里发生。但是，时间的“空荡”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问题：时间和空间都被视为是事物和事件偶然置入的“容器”，而非由它们所构成的。这后一个步骤是部分现代物理学形而上的想象，正如我们从牛顿那里所看到的。但是通往均一的步骤是对世俗化至关重要的，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通往空荡的步骤是时间客观化的一部分，这是工具理性这一现代学科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时间被“空间化”。海德格尔在他对暂存性的理解中强烈反对这个概念；参见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1926），第二部分。但是把世俗性和时间的客观化区分开来，让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划到现代这一边。海德格尔的暂存性也是世俗时间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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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想象 第七章 公共的与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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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两个超政治的、世俗的空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所组成的超政治的社会，这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第二，社会作为一群“人”，也就是作为元议题性质的中介，存在于政治上有条理的社会之先，并创立了这一社会。我们需要把这三个空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它们也是和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社会空间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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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提到，新的公共领域把那些已经开拓“私人”空间的经济行动者和产业主召集到一起，同时也把开拓了家庭生活所在地的“亲密”空间的人们聚集到一起。组成这一新的公共领域的行动者既是“中产阶级”又是“家庭中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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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这些新型的私人空间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对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的认识得以提高，以及支持国家和教会独立的共识得以日益增长。这一重要性，事实上，对一个超政治的和世俗领域的生活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很难让人们不去相信，这一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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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把这些不同形式的私人空间进一步置于历史背景下，就像我在第五章里所提出的那样，把它们与经济的兴起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对普通生活的肯定”。[2] 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发生在欧洲文化中的大型运动，似乎首先是由新教的改革运动发起的，此运动不断提升生产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意义。从古代世界流传下来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趋于把这些看成是“美好生活”的下层建筑，是根据沉思或公民的参与这些更高级的活动界定的；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则倾向于把独身生活视为是基督教的最高级实践活动。然而，新教改革者们却强调我们应该首先在职业和家庭生活里跟随上帝。这样，普通的生活就被圣化，或者换言之，那些对具有特殊圣洁意义的生活方式（修道院生活），或特殊地点（教会），或特殊行为（弥撒）的主张，已经被弃绝，并被视为是不正确和不敬虔的信仰了，即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恩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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