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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解释，可能会让我们以经济和人口的变化来解释这种个人独立和平等的新文化。但是，如此论述的不足之处明显在于这一事实，例如，在开放边界的问题上，在往北只有几英里的加拿大，其文化结果却和美国的大不相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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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寻常的错误，即对一种减法理论的偏爱，会让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变化，包括旧的纽带、顺从关系和团结一致的瓦解。但是，这次独立并非只是与旧的道德纽带脱钩；它带着自己的道德理想，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它是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10]再者，新的理想伴随着与社会的一种新联系。正如阿普尔比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新的理想，提倡“人要发展其内在的资源，行事独立，过着有道德的生活，行动与个人的目标相一致”。[11]这是一个懂得勤奋、百折不挠和自力更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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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德理想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其经常与新敬虔的结合来衡量。19世纪早期是第二次大觉醒的时期，在整个共和国及至其最边远的疆界，巡回的布道家们都在从事着奋兴布道会的活动。新的宗教热情，最经常是来自古老的宗派之外的，在急速发展的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教派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理想的反映。人们纷纷脱离古老的教派，在日益繁多的宗派教会中选择自己的宗派形式。[12]与此同时，在对上帝虔诚的个人关系中，他们寻求可以经历这种新独立的力量，能去击败惧怕与失望的魔鬼，抵制闲懒和醉酒的诱惑（最后这一点在美国曾是非常有效的，因为美国曾经每人消费的酒量是今天的四倍）。[13]这是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模式，在全球的许多地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福音派的新教教义在急速地传播，更不用说在美国，新教在持续地复兴。[14]这并不是说新的个人独立在本质上是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联的。相反，它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十分世俗的形式，虽然奋兴主义是极其广泛的，触及这一时期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15]但是，这种独立能够与如此热情的信仰共生，证明了这一理想的道德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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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人独立并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种道德理想；它也将行动者与社会相联系。重新提及社会一部分在于那些自律的、诚实的、具有想象力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被看成是新社会的栋梁这一事实，这样的社会是既有秩序的又是进步的。他们是社会的主要资助者，同时为社会的道德定调，为社会提供经济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然，这意味着商企不分，但有助于全社会的利益，可以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自律的和自力更生的民族之团结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追求进步的驱动下，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由的与平等的国家。个人独立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新模式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是活泼的、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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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了远离一代革命人之理想的盛大文化革命。远离了贸易是不可信的时代，正是因为它缺乏无私利性，新型的带有巨大利益的经济活动被视为是一种新伦理的基石。这场革命带有传统的共和理想——自由与平等，并使之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来。自由不再仅仅属于具有主权的人民，而是指个人的独立。再者，这种自由，广义上来说，是平等的必要基础，因为它否定了等级制度的独立的古老形式。在旧的观念看来是自私、私有利益和腐败的源头的，如今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社会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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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企业家被看成是一个施惠者。这些个人的故事，他们的出身从贫民到富人，被一再转述，给人树立榜样和给予鼓励。事实上，那些最受尊重和钦佩的人，是那些既创造了新财富，又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起带头作用的人。成功的商人成为施惠者的这种范式，从那时起，就在美国一直风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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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独立就成了社会的而不仅是个人的理想。它被视为是对国家的福祉与强大的贡献，因而是令人钦佩和称道的。同样地，成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寻求社会的钦佩、赞美和认可；他们角逐显赫的职务，经常起到领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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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场个人独立的革命，提高了人们对大社会的归属感。它使人们从狭隘的群体中分离出来，但并没有把人们置于一种专顾自身利益的孤立之中。相反，它让人们对一个平等的非私人化的社会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归属感。这一点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报纸和杂志的显著发展以及它们在整个共和国的发行量的增长。[17]一个充满着私人关系的等级社会完全过渡到一个非私人化的平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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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是基于理论上的平等。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获得这样的平等，不仅在新原则尚未涉及的一些领域，就像家庭和奴隶种植园这两个领域。而且，在新社会里的整个自我庆贺的氛围中，对失败者有一种无视，像无视那些无法脱贫致富的人，甚至更看不到在不断扩大的工厂里又出现了新的压迫依附关系；工厂招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美国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这些不能成为企业这一快乐家庭成员的人，找不到或无法建立起一个文化空间，团结在共和国的更替性的前景周围。美国从来没有，也许除了在德布兹时期的极短时间里，出现过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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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直谈论着完成漫长征程的美国道路的同时，也完全意识到还有其他国家的路线，它们在征途中途经不同的地方，最后到达了很不相同的地方。社会想象的概念也许可以让我们来认真处理在类似的北大西洋自由民主中国家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它们由不同的方式产生，以这些方式现代想象的原始的、开创性的模式——经济、公共领域和自治的政体——最终改变了对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和领域的认识。美国和许多欧洲社会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在欧洲大陆，向下或对外传播新政治想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把从属群体的，尤其是把工人的阶级想象具体化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像技工这样一群人的共同利益，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得到体现。英国工人运动的阶级想象，或法国、德国商会的想象已经超出了一些特定的独立个人对利益的共享这层意思；它更接近于共同身份的意思，共同身份在地方群体中（例如，在英国的采矿村）是共享的，或是那些与一个特定的群体有着共同命运的那些人的共同意愿，例如，被剥削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属于受卢梭的现代道德秩序理论所塑造的一种政治文化，这并不存在于美国的发展轨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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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另一方面预示了不同国家的民主文化是互不相同的。从远古就开始形成的历史轨迹，依然影响着今天的认识。如果我们重新提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人民主权的新想象是如何继承了来自古老宪法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模式，特别是代表性的模式。但是，新想象不仅仅取代旧的模式。它重释了旧传统的主要价值观，但保留了旧传统的起源，这正是因为新想象并非是与旧传统割裂，而是对它的重释。因此，美国人继续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在持续古老的自由传统，甚至当他们宣布独立以及经历19世纪早期的文化革命时。他们甚至在21世纪依然不断地引用《自由大宪章》。同样地，法兰西共和国人民一直在庆祝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即使他们早就进入了代表制政府的自由模式。在每个例子中，历史都反映在当今的政治文化中，包括在国家历史中可敬的那部分以及那些被弃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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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不同的国家历史的媒介，也折射出相应不同的现代社会想象。这就告诫我们，当这些想象被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或被其他文明所采纳时，不要去期望它们是简单地重复着西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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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New York：Nort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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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Gordon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1993），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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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族长期将锁链加诸市民身上，这可以追溯到国王的佃农时期；民主打破了锁链，将每一环都掰开了。”Alexis de Tocqueville，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Paris：Garnier-Flammarion，198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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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例如，洛克《政府论（二）》第六章第75段：“但是这两种权力，政权与父权，是完全分得清楚的；它们建立于不同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不同的目的。”（Locke’s Two Treatises，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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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确，在我们当代的“先进的”西方自由社会里，在人群中总是有着一些重要的少数派群体依然把他们的家庭或宗教生活的运作模式看成是有别于更广大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模式。比如，在新近的移民群体中，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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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我是引用了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以及Joyce Appleby，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中的观点；同时参见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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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ood，Radicalism，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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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第95——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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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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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cqueville，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卷二，第二部分，第二章，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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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ppleby，Inheriting，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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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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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第206、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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