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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61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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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63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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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65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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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67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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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69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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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71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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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73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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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75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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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77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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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79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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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81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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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83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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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85 景天魁　朱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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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87 200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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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2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09]

1702358193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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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5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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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7 19世纪，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形成了它们的现代形式。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出它们之间的许多联系，乃至它们之间的交叉结合。不过，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大多数结合并不成功。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之间进行了一场有影响的交流，前者关心的是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一门具有独立完整性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想将其纳入自己的社会形态学领域，并将其置于社会学这门新科学的更大框架之下。从制度环境和知识框架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彼此不可能简单地相互包容。不过，它们都相信社会集体生活的道德性—目的性，也相信现在所说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的创始人绝不是社会理论的陌路人。20世纪中期，人们有选择地用他们的著作来把人文地理学重构为一门“空间科学”。冯·杜能（von Thünen）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包含一些明显静止的杜能圈，这些杜能圈进入了对19世纪初期欧洲地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之中，生产的空间边际与农业工资之间的关系明显带有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色彩。等总运费线限定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抽象工业区位模型，但不久就进入他随后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动力机制的探讨中。尽管这仅仅是一种梗概式的说明，但它仍然把一种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政治经济学引入到一种超时间的机械模拟中。然后，这些贯穿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中，后者同他哥哥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研究计划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此过程中，阿尔弗雷德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一种独立的、纯几何学的（或者纯经济的）区位理论的可能性。最后，芝加哥学派所确认的环形—马赛克式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不仅对起源于达尔文一种原生而又不变的“自然秩序”的思考来说是束缚，而且对源于涂尔干的一种基于公共商谈和交往的明确的“道德秩序”的揭示主要来说是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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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9 当然，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这些交织组合以及其他仍待研究的交织组合远比这种粗略的评论所表明的更为复杂。但是，这些交织组合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而且一些交织组合甚至遭到了系统性的拒斥。“社会”脱离了“空间”，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二元论。同时，涂尔干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为社会学营造一个生存环境，把社会学的目标当作是以内在的社会过程来解释社会结构。因此，人文地理学开始以同样排他性的方式被定义为运用内在的空间过程对空间结构进行的解释。用来描述许多“空间过程”的是形式语言体系，尤其是几何学和概率论。这使人文地理学进一步远离了社会理论所使用的迥然不同的日常语言体系。即便如此，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基本上仍然继续分享一种自然主义，继续接受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与自然主义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的信条。到目前为止，这些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判，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这种批判进行概述。但是，我们确实想表明这种批判的一个最重要的效应：因为它可以说对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如何被禁止“通婚”提供了一种解读——这种“通婚”并不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苟合，而是一种公开但又被拖延的“订婚”。令人感到悖谬的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只有尽早完全抛弃空间结构分析才能够“完婚”。空间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人类意向性或社会结构的“编码”或“映像”。这意味着就空间组织被称为空间组织而言，任何对它的解释不得不在一种主要是去“空间的”或者一些人所偏爱的“组构的”社会理论内部寻找。于是，大多时候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构想社会生活的角度是意向性（解释社会学、构成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领域、“唯心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领域）还是结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领域、系统理论与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在最优的情况下，空间结构化的问题域对这些交流来说是边缘化的；在最糟的情况下，它直接被谴责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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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1 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立场最近在“结构化”理论中的互相贯通重新凸显出来，向具体的回归也随之而来。这一回归标志着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出现了一次重要复兴。一系列更广泛的发展更加凸显了这些思想的重新组合：联合且不平衡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这尤其是因为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的重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并且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其中许多是以城市或地区为基础的；日常生活的时空组织出现了转变，这尤其是因为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国家对远距离的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得到提高。由于这些变化，空间结构如今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于其中展开的竞技场，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才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共同的（即使不是经典的）“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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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3 这些不同的发展激起了一系列关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衔接领域的重大争论。在本书中，我们只探讨了其中的四个领域：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对这些新分析策略的意义；把空间纳入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之中的一般后果；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空间结构化；时间—地理学及其扩展对一种适当情境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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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5 对实在论的关注是本书一再出现的主题。在第2章中，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简要地勾勒了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演变过程。她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路径：在第一类路径中，事件空间模式的普遍化是科学地位的判断标准；第二类路径认为，科学研究就是找出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构成的（社会）结构内的“必然”和“偶然”关系。这种对事件与结构的区分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它意味着科学必须要描述这样一些结构：它们的“因果力”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偶然地产生出一系列具体事件。在第3章中，约翰·厄里（John Urry）讨论了这些主张的意义。他考察了社会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市民社会”内部的时空结构化，并且对如下三个领域之间的三重分离进行了辩护：（1）事件在时空中的分布；（2）特定社会实体的时空结构化；（3）不同社会实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在第4章中，安德鲁·赛雅（Andrew Sayer）集中讨论了其中的第二个领域，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内部的必然关系和偶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是确定“空间”对具体研究产生的“影响”。正如赛雅所论证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判定特定结构的“因果力”的影响，就必须揭示出它们的特定时空配置和背景环境。这进而意味着，人为地分离“空间”和“社会”，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组合是一种最基本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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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7 但是，在第5章中，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坚持认为，那些倡导这种策略的作者通常不能证明有一些独特的“社会—空间”实体可以成为某一门新“社会—空间”科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他拒绝了四种把“城市”确立为“城市”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的连续尝试：这些尝试把城市当作一个生态社群、一种文化形式、一个资源分配系统和一个集体消费单位。桑德斯进而为他所说的一种“非空间的”（non-spatial）而不是“去空间的”城市社会学提出了辩护。“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并不关注一种所谓自主的城市现实，但仍然关注地方化的一般社会过程的大环境。尽管桑德斯声称“蔑视”任何“使对空间的关注成为社会学话语的中心”的企图，但是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在第6章中主张，社会生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空间性”，然而传统的理论构建却排除了这种“空间性”。索雅极力论证，必须为“社会生产的（socially produced）空间”建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他相信，亨利·列斐伏尔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进行的一系列干预预示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在索雅看来，如今围绕着列斐伏尔的许多中心命题正在出现一种真正重大的融合趋势；这种友好的融合吸引并修正了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差别是如此根本的传统来说，接纳空间带来了异常令人困扰的后果。在第7章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空间和地理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遭到了忽视和冷落，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这显然重新回到了萨克（Sack）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区分。同时，哈维阐明了“空间—经济”中固定与流动之间必然产生的一种紧张关系，试图以此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在“地区空间”内部及它们之间，一些力量维持和颠覆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的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因此，哈维在确定这些力量时试图表明，不仅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具有它们自身的地理布局，而且这样一些空间结构（或“修复”）也存在于这些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中，因而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重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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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9 哈维的论文为接下来的许多论文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背景。在第8章中，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回到了理论实在论所蕴涵的本体论深度概念。同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层的社会关系包含四“层”的结构规定性：阶级、分工、资本和劳动在工作场所中的结合（雇佣关系）以及资本和劳动在时空中的结合（空间分工）。沃克利用这一图式论证说，只要把阶级的形成描绘成一种“地理过程”，就必须引入哈维的固定与流动辩证法。在他看来，阶级是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而这些活动必然使阶级卷入空间的社会使用中（并且通过空间的社会使用构建阶级）。在第9章中，艾伦·瓦德（Alan Warde）考察了另一个“地质学”比喻。这个比喻承诺要揭示社会关系模式化中的“历史—地理”变迁。按照这个最初由梅西提出的命题，连续的积累周期在地理空间中沉积了一层层“工业沉积物”，产生出一种空间分工，而这种分工又被纳入高度流动的资本对利润的持续追逐中。这些不同的沉积层通过某些方式“凝固”产生时空分化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依据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地方（localities）。瓦德指出了这种简单探索的一些局限：需要阐明每一层中区位逻辑之间的转换规则；需要阐明那些在不同地点产生出不同的政治效应的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还需要认识不同于纯阶级效应的地方效应。因此，这使他能够扩展最初的那个比喻，使之包含空间分化型政治实践的生产过程中的四个机制：劳动过程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化，集体消费的地方化以及“市民社会”内部再生产实践问题上的斗争。“市民社会”观念在第10章中也凸显出来。在这一章中，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葛兰西，认为地区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实践基本上具有共同的边界。对库克来说，阶级关系的比较地理学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生产基础、劳动过程、资本所有权、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和社会制度的具体性。通过对南威尔士进行的个案研究，库克能够表明这些差异绝不完全根源于经济，并且政治传统植根于一种丰富和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之中。在第11章中，雷·帕尔（Ray Pahl）研究了肯特郡谢佩岛的各种非正式经济活动及其在“地点意识”（sense of place）形成中的作用，进而强化了这些结论。他表明，“地方政治经济”包含的不只是劳动过程或劳动力市场。尽管他接受了梅西的地质学比喻，但是他还坚持认为，一门合格的“社会地形学”（social geomorphology）必须包括具有空间具体性的社会分工谈判所运用的家庭工作策略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些策略形成的文化实践和传统。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显然矫正了那些把社会生活的地方纹理与资本的全球重组直接联系起来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尔认可了白兰士所推崇的地点“特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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