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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50 在工业区位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的一大进步是对生产本身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工业区位研究不再完全集中于“区位因素”,不再单独用一种空间模式去解释另一种空间模式。一般认为,必须考察在工厂或办公室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地点因素”本身是生产变迁导致的结果,并且要理解空间变迁,就必须超越“空间因素”和空间模式。英国的争论所围绕的实质性论题是内城问题(已经讨论过)以及如何评价地区政策的影响。这正式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主导性因果解释链从生产变迁的原因开始,经由这些变迁(技术变迁、劳动过程的重组等)本身,到如何评价这些变迁对于生产区位要求的影响,再到如何解释空间模式(的变迁)。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一种强有力的论证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因素在空间结果的形成上完全不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是事实。例如,关于停业的决策或者由于劳动过程的强化而导致的失业。在此情况下,失业(无论是产生于市场运作还是产生于跨国公司的决策)的空间模式可能完全是因为单个工厂的内部特征,而不是因为某些更明显的空间因素,例如工厂所在地区的更大范围的特征。但是从总体上说,各种解释倾向于遵循上述因果链。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序列。解释的关键(也是新颖之处)在于空间变迁被理解成生产变迁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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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52 正如上文所言,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并且需要进一步阐述。但是这一观点现在也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或者说,故事没有这么简单。“从生产变迁到空间变迁”的序列忽视了空间组织化的区位机会(或者缺乏这些机会)的重要影响,也忽视了使用距离和空间分割本身的重要影响。这两者都能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资本把区位的改变当做削弱工人抵制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或许更有趣,虽然无疑更难以“证实”)反过来使用也会奏效,因此,某些资本要素的空间非流动性是生产组织发生变化的部分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伦敦东区的服装业中血汗劳动和家庭制衣加快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如下事实:与那种由大资本控制并大规模生产服装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一产业部门(少量的家庭资本,生产周期短,与时尚市场关系更紧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流动性。这两个产业部门都面临着沉重的成本压力,主要是劳动成本压力。但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大资本离开城市,前往别处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小资本来说,这一策略不可能奏效,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它们来说,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才能找到新的、更廉价、更驯服的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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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54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最近对制砖业的研究表明,其他因素(特别但并非仅仅是对牛津地区黏土的依赖)决定了伦敦制砖公司的选址,这一事实显然影响到它对劳动力的使用。在工资的压力下,它起初招收外来移民劳工(也就是流动劳工,不是公司固定员工),但是最终不得不诉诸生产的重大变革。与大型服装公司不同,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空间流动性降低成本,因而加速了生产的变革。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从生产到区位的转换来解决问题。空间组织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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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56 对于生产的空间组织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提出相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显著发展是集中分析企业职业结构中日益重要的空间分化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随着单个企业的不同生产阶段的分离(阶段性的空间结构)而出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又是围绕着工厂的产品周期体系组织起来的;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不过是许多生产相同产品的分厂的实际情况。(2)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不断延伸的管理等级体系在空间上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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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58 上述情况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海默(Hymer)和维斯特威(Westaway)明确指出了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管理职能在不同区位上的表现。(3)有一个从战略到日常的、社会和空间的等级体系。就此有两点需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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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60 第一,真正“在空间上扩展”的东西是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4)这个等级体系是这些关系中特定位置的等级体系,它与具体职能的表现有关。同时,就总体的对抗性而言,那些在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位置的管理者由此还在生产关系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这样一些差异仅仅是社会结构中决定地位的一个因素。宽泛地说,在职能上越靠近总部,社会地位就越高,而且既然等级体系拥有一种空间形式,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显然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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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62 第二,但是,恰恰是这种关系(即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中的位置——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才令人感兴趣。对它的通常描述似乎显示(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一个预先存在的管理等级体系(依据解释)随后被分派在空间中的相应位置上,就好像是把预先存在的一副扑克牌发向各个位置。这里有一个暗含的(或许未被注意到的)假设,即随着大公司建立了跨地区模式,延伸的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随着资本的“去空间”的(spatial)集中而发展,然后分布于各个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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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64 当然,事实并不是如此。变成跨地区的企业是大公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延伸过程的一部分。对本文的论证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是影响管理等级体系内的社会分工的因素之一。就在总体社会生产关系中各种职能的正式分散而言,跨地区这一事实本身推动了特定类型的分工。管理职能和管理人事的等级体系从大都市地区的总部延伸到小城市的地区总部,由此再延伸到偏远的分支机构。空间分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种等级体系的形式。社会地位的等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环节也是如此。这些并不仅仅是空间上分布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形式本身也受到它分布于空间中这一事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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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66 不仅如此,空间分布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地理情境,即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结构还会塑造现存的社会分工。今天的英国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管理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也就是地方分支机构,管理能被简化为相当平常的行政工作。就像生产场所一样,管理层能够感觉到自上而下的决策的接收端,但是对于这些决策可能一无所知。这种分层意识和潜在的对抗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因素而被强化:(1)与“管理阶级”其他人员之间的相对地理隔绝;(2)当分支机构处于遥远的生产地区时,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不同。当一个国家的管理等级体系倾向于采取相当连贯的地区间形式时,空间分工就会塑造和凸显那些可能与之并存的社会分工。我们应当按照这些线索进一步研究英国日益成长的管理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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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68 于是,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和具有地理差别的世界中,这一事实影响了它们的运作。如果离开空间的地理差异形式,许多近年来本该发生在英国的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变迁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开始,劳动力的短缺似乎一度成为所期望的扩大生产的障碍。然而,当时实际的状况是英国在就业率增长放缓并下降的环境下进行了资本重组。一开始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随后必须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空间扩张和地理流动成为资本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早先,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需要外围地区。后来,这些外围地区的劳动力被用来削弱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完全流入了其他地区。与现在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工人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的“衰退”和英国就业率的急剧下降,空间的重组也是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武器。即便不发生经济衰退,事实上也可能是这样,因为企业获得了新的劳动力来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劳动力来源还意味着新的地点,因而不仅能够扩大劳动力供给,而且还能够使劳动力的价格比本来的价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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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70 总之,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化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运作方式非常关键。不仅对于我们刚开始正确理解其中一些过程很重要,而且对于我们依据这些过程提高政治行动能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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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75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13]
1702358276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今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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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78 当然,对我们来说,忘却热衷于否定空间性(spatiality)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来那么容易,然而,若要把这种理解整合到理论分析之中,却不那么容易。有些事情或许已经非常清楚。例如,重新承认空间结构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空间结构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以人们很熟悉的空间形式:“单个雇主所主导的小型地方劳动力市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种空间形式是解释特定行业内部劳资关系状况时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同样也被用来解释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每次被它用来解释“家长制”和劳工稳定(例如在兰开夏郡东北部的纺织工业中)的时候,它也被当做是斗争和团结的一部分背景(例如在威尔士山区的煤矿地区)。换言之,空间形式本身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各种社会结构的空间形式。但是,两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与劳动力是完全对立的。正是处在这些特定空间形式中的不同社会结构产生了这样一些公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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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80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以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方式构建一个空间形式和空间效应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拥有一种剥离了空间内容和界限的社会理论呢?我们能否合理地设想各种过程、结构和生成机制,就好像它们都是在针尖上发生的一样呢?在什么意义上空间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如果空间性不可能脱离社会性,那么我们能够不管社会的空间形式、条件和影响来构建一种社会理论吗?换言之,随着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广泛承认,要研究这一现象,有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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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82 我们似乎可以获得和利用众多的选择方案。首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社会过程和结构脱离它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意义是不可能被概念化的,那么后者也必须被纳入我们最初的理论设想和定义之中,纳入我们的基本概念之中。例如,最明显的资本概念。这并非易事。有一些明显的可能性,例如在资本自我扩张的空间影响中。然而,结果往往要么是非常有限的、乏味的(强化了详细说明一系列广泛和全面的生成机制和因果属性时所遇到的困难),要么是关于社会过程在各种个性特异、形式具体的不同“空间情境”中如何运作的相当随意的多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无论哪个都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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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84 然而,必然的关系并不是去空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必然的关系取决于空间的邻近(假如这种邻近得不到具体说明),那么“必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是必然的呢?内在的因果属性可能取决于空间形式。如果认为“空间”必然是偶然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如同空间一样,整个政治与文化领域似乎也经常被归入偶然的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接受这一立场就可能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必然关系范围,甚至让其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此,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评估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对必然关系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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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86 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只有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地理学”才开始出场。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因此,问题在于所谓社会过程由空间构成这一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威廉姆斯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平行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证,认为不可能先把二者分别进行概念化然后再“结合起来”。(5)厄里认为,社会规律在空间上的运作可以改变这些规律本身的性质。我们怎么看待厄里的这个重要观点呢?(6)把地理等同于具体似乎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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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88 然而,目前的研究发展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方向。我认为,这部分反映了第一种方案存在的巨大困难和问题。但是,它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转向。独特性又一次回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对特殊性的承认与理解在理论上反映了对基本机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如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构成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地理格局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在具体世界中由地理构成这一事实的广泛承认,反过来也反映出对具体性和内在形式的广泛理解。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虽然一些更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者仍处在争议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并坚持空间与空间因素在具体分析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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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90 (1)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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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92 (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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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94 (3)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N.,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72, pp. 133-140; Westaway, J.,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tish Urban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1974, Vol. 8, pp.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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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96 (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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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98 (5) 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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