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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和具有地理差别的世界中，这一事实影响了它们的运作。如果离开空间的地理差异形式，许多近年来本该发生在英国的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变迁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开始，劳动力的短缺似乎一度成为所期望的扩大生产的障碍。然而，当时实际的状况是英国在就业率增长放缓并下降的环境下进行了资本重组。一开始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随后必须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空间扩张和地理流动成为资本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早先，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需要外围地区。后来，这些外围地区的劳动力被用来削弱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完全流入了其他地区。与现在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工人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的“衰退”和英国就业率的急剧下降，空间的重组也是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武器。即便不发生经济衰退，事实上也可能是这样，因为企业获得了新的劳动力来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劳动力来源还意味着新的地点，因而不仅能够扩大劳动力供给，而且还能够使劳动力的价格比本来的价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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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化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运作方式非常关键。不仅对于我们刚开始正确理解其中一些过程很重要，而且对于我们依据这些过程提高政治行动能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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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今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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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我们来说，忘却热衷于否定空间性（spatiality）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来那么容易，然而，若要把这种理解整合到理论分析之中，却不那么容易。有些事情或许已经非常清楚。例如，重新承认空间结构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空间结构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以人们很熟悉的空间形式：“单个雇主所主导的小型地方劳动力市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种空间形式是解释特定行业内部劳资关系状况时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同样也被用来解释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每次被它用来解释“家长制”和劳工稳定（例如在兰开夏郡东北部的纺织工业中）的时候，它也被当做是斗争和团结的一部分背景（例如在威尔士山区的煤矿地区）。换言之，空间形式本身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各种社会结构的空间形式。但是，两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与劳动力是完全对立的。正是处在这些特定空间形式中的不同社会结构产生了这样一些公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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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以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方式构建一个空间形式和空间效应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拥有一种剥离了空间内容和界限的社会理论呢？我们能否合理地设想各种过程、结构和生成机制，就好像它们都是在针尖上发生的一样呢？在什么意义上空间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如果空间性不可能脱离社会性，那么我们能够不管社会的空间形式、条件和影响来构建一种社会理论吗？换言之，随着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广泛承认，要研究这一现象，有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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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可以获得和利用众多的选择方案。首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社会过程和结构脱离它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意义是不可能被概念化的，那么后者也必须被纳入我们最初的理论设想和定义之中，纳入我们的基本概念之中。例如，最明显的资本概念。这并非易事。有一些明显的可能性，例如在资本自我扩张的空间影响中。然而，结果往往要么是非常有限的、乏味的（强化了详细说明一系列广泛和全面的生成机制和因果属性时所遇到的困难），要么是关于社会过程在各种个性特异、形式具体的不同“空间情境”中如何运作的相当随意的多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无论哪个都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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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然的关系并不是去空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必然的关系取决于空间的邻近（假如这种邻近得不到具体说明），那么“必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是必然的呢？内在的因果属性可能取决于空间形式。如果认为“空间”必然是偶然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如同空间一样，整个政治与文化领域似乎也经常被归入偶然的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接受这一立场就可能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必然关系范围，甚至让其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此，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评估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对必然关系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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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只有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地理学”才开始出场。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因此，问题在于所谓社会过程由空间构成这一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威廉姆斯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平行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证，认为不可能先把二者分别进行概念化然后再“结合起来”。(5)厄里认为，社会规律在空间上的运作可以改变这些规律本身的性质。我们怎么看待厄里的这个重要观点呢？(6)把地理等同于具体似乎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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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研究发展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方向。我认为，这部分反映了第一种方案存在的巨大困难和问题。但是，它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转向。独特性又一次回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对特殊性的承认与理解在理论上反映了对基本机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如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构成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地理格局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在具体世界中由地理构成这一事实的广泛承认，反过来也反映出对具体性和内在形式的广泛理解。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虽然一些更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者仍处在争议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并坚持空间与空间因素在具体分析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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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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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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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N.,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72, pp. 133－140; Westaway, J.,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tish Urban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1974, Vol. 8, pp.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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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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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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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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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三章 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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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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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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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即忽视了时间和空间。如今这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各种社会分析奇怪地忽视了所探究的现象的时空位置和结构化。(1)这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怀特海（Whitehead）声称：“说自然意义的确定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时间和空间特征的讨论，这几乎是一种可以宽恕的夸张。”(2)然而，要明白如何把空间和时间纳入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此首先作出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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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门学科的大多数传统区分（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分）使我们难以把时间和空间同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分析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社会体系或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区分似乎使时间分析仅仅限于后者。同样地，“社会”概念把分析限制在某些“社会—空间”参数内，使我们难以把那些并不符合单个“社会”概念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化。然而，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中仍然有许多著作没有表明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明显忽视。社会学中的例子包括戈夫曼（Goffman）在区分“前台”和“后台”(3)时对“职业生涯”的符号互动论分析(4)和最近一些对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行动的分析(5)。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一项详尽分析中，吉登斯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时间转变，也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在时空距离化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项分析几乎没有对空间进行理论化，尤其是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最近发生空间结构转变的原因和后果。(6)此外，我将尽力表明，这个忽视具有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不论从最明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更一般的社会意识来看，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作为注重“长时段”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地理学意味的人类观’留出空间。这是维达尔·白兰士早在1903年就提出的要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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