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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研究发展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方向。我认为，这部分反映了第一种方案存在的巨大困难和问题。但是，它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转向。独特性又一次回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对特殊性的承认与理解在理论上反映了对基本机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如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构成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地理格局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在具体世界中由地理构成这一事实的广泛承认，反过来也反映出对具体性和内在形式的广泛理解。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虽然一些更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者仍处在争议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并坚持空间与空间因素在具体分析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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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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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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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N.,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72, pp. 133－140; Westaway, J.,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tish Urban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1974, Vol. 8, pp.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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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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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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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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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三章 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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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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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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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即忽视了时间和空间。如今这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各种社会分析奇怪地忽视了所探究的现象的时空位置和结构化。(1)这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怀特海（Whitehead）声称：“说自然意义的确定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时间和空间特征的讨论，这几乎是一种可以宽恕的夸张。”(2)然而，要明白如何把空间和时间纳入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此首先作出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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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门学科的大多数传统区分（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分）使我们难以把时间和空间同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分析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社会体系或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区分似乎使时间分析仅仅限于后者。同样地，“社会”概念把分析限制在某些“社会—空间”参数内，使我们难以把那些并不符合单个“社会”概念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化。然而，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中仍然有许多著作没有表明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明显忽视。社会学中的例子包括戈夫曼（Goffman）在区分“前台”和“后台”(3)时对“职业生涯”的符号互动论分析(4)和最近一些对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行动的分析(5)。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一项详尽分析中，吉登斯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时间转变，也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在时空距离化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项分析几乎没有对空间进行理论化，尤其是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最近发生空间结构转变的原因和后果。(6)此外，我将尽力表明，这个忽视具有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不论从最明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更一般的社会意识来看，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作为注重“长时段”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地理学意味的人类观’留出空间。这是维达尔·白兰士早在1903年就提出的要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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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空间与理论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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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应该被视为绝对的实体，拥有它们自身的本质或属性？这个问题在哲学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例如，空间是具有因果性的东西吗？既然它拥有自己的结构，它是不同于物质的东西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描述物理世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吗？莱布尼茨是后一种观点最著名的阐述者。他认为，“空间是仅仅关系的东西”，“空间是一种共存的秩序，而时间则是一种连续的秩序”。(8)按照这种关系论的看法，宇宙仅仅是由各种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则由不同的实体构成，并且这些物质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的构成部分之间展现出空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关系论者认为如果任何陈述把一些属性指定给空间，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把这些属性归结为相关物体之间的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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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绝对论者是笛卡儿和牛顿（还包括康德，但其持有绝对论立场的方式与前两者十分不同）。(10)在他们看来，空间和时间的确意味着特殊之物。例如，空间拥有独特的属性，因为它是连续的、定量的、可穿透的和固定不动的。然而，绝对论者对于空间可以拥有的其他属性意见不一。例如，空间是三维的还是四维的？空间能被分成诸多间隔，抑或空间只是一个由无数点组成的连续体？空间关系的基础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抑或空间是弯曲的？康德的绝对论立场有些不同，他认为空间是知识的一种先天形式。这种观点是指空间并不是物自身（本体）的一种属性，而是心灵使知识得以可能的一个范畴。(11)然而，康德还论证说，关于对映体的分析证明了空间的绝对性特征。(12)对映体是一对互为镜像关系的物体，就像右手对左手一样。康德主张，对于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世界，纯关系性的描述不可能区分出这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因为这一只手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恰如另一只手各个对应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一样。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纯粹是一种关系，那么就没有办法区分一个仅有一只左手的世界和一个仅有一只右手的世界。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双手是不同的，并且左手不可能安装在右手腕上（它就将不再是一只“手”）。因此，每一只手对某种拥有特殊属性的他物的关系中必定存在某种东西决定了某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康德主张，正是空间（绝对空间）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左右性。顺便说一下，这种论证曾被拓展以表明，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的结构是非欧几里得形式的，那么双手就未必是对映体，因为这恰恰取决于空间如何被结构化。(13)于是，现代的绝对论纲领将不得不专注于分析空间不断变化的拓扑结构和空间的实际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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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中，我将尽量说，就社会世界来说，无论是相对论还是绝对论，没有条件都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社会世界（和其所暗示的物理世界）是由四维的时空实体组成的，后者彼此间具有时空上复杂而又相互调整的相互关系。由于这些实体各自因果力的实现是不完全且不断变化的，这类相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了社会活动的经验分布。然而，以这种实在论的方式看待社会世界，确实需要一场人们在宽泛意义上所谓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因为在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思考、书写和体验中，我们普遍相信“此时此地”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性，相信我们尤其是由当下包围着我们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并且是在其中构成的。此外，斯马特（Smart）论证说，我们通常把自身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殊观念客观地应用于宇宙，而不是认为它们仅在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层面上才具有重要的意义。(14)事实上，我们说话的时态性显露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无论是整个宇宙的结构化还是特殊社会世界的结构化都没有证实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物理实体和社会实体，应该指出的关键一点是，它们持续存在，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扩展，无论它们过去是否存在，现在和未来都完全是偶然的。斯马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物质进行“无时态”分析的方式，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相关实体的真实属性。同样地，我将论证，我们还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实体进行“无空间性”描述的方式，换句话说，空间观念的概念化应当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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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要论证的是，如果不对“主体”的时空结构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当代的理论主张，即人文科学中的“主体”必须去中心化，就是不充分的。按照福柯的观点，恰恰是在18世纪之后，人文科学（和生物学）开始聚焦在“人”和“历史”的概念上。(15)然而在现在，结构主义之后的观点是“人”不必并且事实上不应当被放在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上。特别是，“语言学的转向”意味着所有类型的社会实践都应该被视为“语言性的”，应该被视为意义（meaning）和意指（signification）的体系。(16)正是这些语言体系，尤其是它们系统安排的差异，使得人类主体被建构为自主的、自我意识的和任性的主体。然而，这种去中心化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因而我们必然需要进一步阐明个体的主体是如何在“此时此地”建构起来的。把个体作为被限定为在一种时空差异系统中的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生产出来的过程是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此时此地”的界限之外，尤其是通过类比确认四维社会实体的语言界限来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概念化。社会实体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出作为特定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的个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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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相当陌生的计划，不过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确实与之相关，但是常常是间接地与之相关。最近直接讨论这些问题的唯一著作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7)他在这本书中论证说，我们关注的应当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在场与不在场的方面和样态（modalities）”。(18)这些方面和样态就是既指向时间又指向空间的观念。吉登斯认为，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建立在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掺杂基础上的。这种掺杂表明，结构在不同的模式中被用来将机构的长时段纳入偶然的社会举措。这些结构跨越了长度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传递时间。于是，不同的社会可就它们所体现的“时空距离化”程度进行比较，即社会跨越这种距离化的较短或较长的空间从而被“延伸”的程度。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性资源是这样一种距离化的首要载体；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首要的载体是配置性资源。在后一种情况下，时间和空间都变成了商品，脱离了它们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之存在根本关系的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时空收敛互动，凭借这种收敛在空间上扩展并在时间上收缩，因而存在一种非常突出的“在场可得性”。然而，在吉登斯的阐述中，主要的问题是他没有考察具有不同因果力的相关社会实体的不同的时空构成。倘若他进行了这样一种考察，那么他本会发现：第一，必须思考时间过程和空间过程的意义变化，而不是它们在“时空延伸”或“时空距离化”观念运用过程中的融合；第二，他本该分析时间—空间关系可以停留的不同层面。也就是这些关系表明时间和空间并非可以简单地说成是绝对的或关系性的。现在，我将尽量直接面对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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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物质由不同的原质（substances）构成，并且每一种原质的存在都不依赖其他实体而言，空间和时间都不是原质。仅当各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空间和时间才存在。因此，倘若没有至少两个在时空中处于某种关系中的并存物体，时间和空间便不存在。这同时意味着如果至少存在两个这样的物体，那么绝不会什么都不存在，至少空间存在，也就是说，正如康德论证的那样，这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空间。因此，空间是实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并且不是一种原质。因此，如果我们把“社会”和“空间”当作是相互作用的东西加以讨论，那么就可能产生一种范畴上的错误。“社会”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原质（以及一系列的关系），而“空间”却不是。(19)同样，我们应该避免把“时间”本身当作生产性的，避免认为时间流逝或“流动”的结果就是时间产生的结果。(20)“时间之箭”并不存在。因为，这种说法暗示时间是某种具体的东西，本身可以流动或飞过或落下或从我们身边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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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由此并不能说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可以毫无问题地还原为社会实体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21)然而，谈论实体及其相互关系，就预设了一种特殊的存在论和科学观念。我在此将要反驳的是一种通常所说的“事件—存在论”（event-ontology），即自然和社会世界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各种碰巧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的、原子式的事件（行动、相互作用、人格特征、社会机构等）。我将按照哈瑞（Harré）和麦登（Madden）的观点，支持一种“事物—存在论”，即时空内部存在各种持续的和延续的结构，并且我们不必为这样一些事物为什么持续存在提供特殊的解释。(22)它们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们拥有且部分地实现的因果力。然而，我并不主张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根据这样一种单一的实体来解释一类特殊的事件。换句话说，某个特定的实体自行拥有那种生产出全部经验事件的因果力，这是一种错误的主张。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探究这样一些因果力事实上得以实现的条件；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条件有时会由其他的社会实体及其至少部分实现的因果力构成。(23)因此，这样一些实体之间的这种根本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某些实体的因果力构成了其他实体实现自身因果力的必要条件。因此，所发生的经验事件（例如家庭或工厂的空间分布）是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的产物。我认为这大概是马克思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所暗示的东西：“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4)对马克思来说，具体的对象之所以是具体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存在是“经验的”，而是因为它是各种力量或过程具体结合的结果。用我的话说，就是那些拥有特殊因果力的实体具体结合的结果。进一步来说，这些过程不可以简单地罗列或添加，而是应该加以综合。它们的结合在性质上改变了每一个构成性的实体。那么，这种讨论如何才能与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直接联系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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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验事件分布在时空中。就日常生活那些较为平常的特征以及相对独特的社会事件而言，情况都如此。(25)事实上，那种认为个人占据了时空中“路径”的观念强调了“个人的物理不可分性和有限时间资源”，因而正如普雷德（Pred）所说，不同的个人经历有一种“密切且内在的相互关联性，而这种相互关联性是日常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部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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