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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以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方式构建一个空间形式和空间效应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拥有一种剥离了空间内容和界限的社会理论呢？我们能否合理地设想各种过程、结构和生成机制，就好像它们都是在针尖上发生的一样呢？在什么意义上空间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如果空间性不可能脱离社会性，那么我们能够不管社会的空间形式、条件和影响来构建一种社会理论吗？换言之，随着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广泛承认，要研究这一现象，有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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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可以获得和利用众多的选择方案。首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社会过程和结构脱离它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意义是不可能被概念化的，那么后者也必须被纳入我们最初的理论设想和定义之中，纳入我们的基本概念之中。例如，最明显的资本概念。这并非易事。有一些明显的可能性，例如在资本自我扩张的空间影响中。然而，结果往往要么是非常有限的、乏味的（强化了详细说明一系列广泛和全面的生成机制和因果属性时所遇到的困难），要么是关于社会过程在各种个性特异、形式具体的不同“空间情境”中如何运作的相当随意的多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无论哪个都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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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然的关系并不是去空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必然的关系取决于空间的邻近（假如这种邻近得不到具体说明），那么“必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是必然的呢？内在的因果属性可能取决于空间形式。如果认为“空间”必然是偶然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如同空间一样，整个政治与文化领域似乎也经常被归入偶然的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接受这一立场就可能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必然关系范围，甚至让其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此，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评估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对必然关系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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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只有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地理学”才开始出场。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因此，问题在于所谓社会过程由空间构成这一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威廉姆斯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平行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证，认为不可能先把二者分别进行概念化然后再“结合起来”。(5)厄里认为，社会规律在空间上的运作可以改变这些规律本身的性质。我们怎么看待厄里的这个重要观点呢？(6)把地理等同于具体似乎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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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研究发展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方向。我认为，这部分反映了第一种方案存在的巨大困难和问题。但是，它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转向。独特性又一次回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对特殊性的承认与理解在理论上反映了对基本机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如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构成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地理格局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在具体世界中由地理构成这一事实的广泛承认，反过来也反映出对具体性和内在形式的广泛理解。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虽然一些更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者仍处在争议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并坚持空间与空间因素在具体分析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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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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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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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N.,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72, pp. 133－140; Westaway, J.,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tish Urban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1974, Vol. 8, pp.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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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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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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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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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三章 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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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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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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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即忽视了时间和空间。如今这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各种社会分析奇怪地忽视了所探究的现象的时空位置和结构化。(1)这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怀特海（Whitehead）声称：“说自然意义的确定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时间和空间特征的讨论，这几乎是一种可以宽恕的夸张。”(2)然而，要明白如何把空间和时间纳入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此首先作出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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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门学科的大多数传统区分（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分）使我们难以把时间和空间同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分析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社会体系或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区分似乎使时间分析仅仅限于后者。同样地，“社会”概念把分析限制在某些“社会—空间”参数内，使我们难以把那些并不符合单个“社会”概念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化。然而，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中仍然有许多著作没有表明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明显忽视。社会学中的例子包括戈夫曼（Goffman）在区分“前台”和“后台”(3)时对“职业生涯”的符号互动论分析(4)和最近一些对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行动的分析(5)。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一项详尽分析中，吉登斯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时间转变，也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在时空距离化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项分析几乎没有对空间进行理论化，尤其是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最近发生空间结构转变的原因和后果。(6)此外，我将尽力表明，这个忽视具有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不论从最明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更一般的社会意识来看，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作为注重“长时段”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地理学意味的人类观’留出空间。这是维达尔·白兰士早在1903年就提出的要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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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空间与理论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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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应该被视为绝对的实体，拥有它们自身的本质或属性？这个问题在哲学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例如，空间是具有因果性的东西吗？既然它拥有自己的结构，它是不同于物质的东西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描述物理世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吗？莱布尼茨是后一种观点最著名的阐述者。他认为，“空间是仅仅关系的东西”，“空间是一种共存的秩序，而时间则是一种连续的秩序”。(8)按照这种关系论的看法，宇宙仅仅是由各种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则由不同的实体构成，并且这些物质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的构成部分之间展现出空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关系论者认为如果任何陈述把一些属性指定给空间，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把这些属性归结为相关物体之间的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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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绝对论者是笛卡儿和牛顿（还包括康德，但其持有绝对论立场的方式与前两者十分不同）。(10)在他们看来，空间和时间的确意味着特殊之物。例如，空间拥有独特的属性，因为它是连续的、定量的、可穿透的和固定不动的。然而，绝对论者对于空间可以拥有的其他属性意见不一。例如，空间是三维的还是四维的？空间能被分成诸多间隔，抑或空间只是一个由无数点组成的连续体？空间关系的基础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抑或空间是弯曲的？康德的绝对论立场有些不同，他认为空间是知识的一种先天形式。这种观点是指空间并不是物自身（本体）的一种属性，而是心灵使知识得以可能的一个范畴。(11)然而，康德还论证说，关于对映体的分析证明了空间的绝对性特征。(12)对映体是一对互为镜像关系的物体，就像右手对左手一样。康德主张，对于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世界，纯关系性的描述不可能区分出这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因为这一只手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恰如另一只手各个对应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一样。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纯粹是一种关系，那么就没有办法区分一个仅有一只左手的世界和一个仅有一只右手的世界。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双手是不同的，并且左手不可能安装在右手腕上（它就将不再是一只“手”）。因此，每一只手对某种拥有特殊属性的他物的关系中必定存在某种东西决定了某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康德主张，正是空间（绝对空间）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左右性。顺便说一下，这种论证曾被拓展以表明，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的结构是非欧几里得形式的，那么双手就未必是对映体，因为这恰恰取决于空间如何被结构化。(13)于是，现代的绝对论纲领将不得不专注于分析空间不断变化的拓扑结构和空间的实际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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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中，我将尽量说，就社会世界来说，无论是相对论还是绝对论，没有条件都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社会世界（和其所暗示的物理世界）是由四维的时空实体组成的，后者彼此间具有时空上复杂而又相互调整的相互关系。由于这些实体各自因果力的实现是不完全且不断变化的，这类相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了社会活动的经验分布。然而，以这种实在论的方式看待社会世界，确实需要一场人们在宽泛意义上所谓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因为在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思考、书写和体验中，我们普遍相信“此时此地”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性，相信我们尤其是由当下包围着我们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并且是在其中构成的。此外，斯马特（Smart）论证说，我们通常把自身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殊观念客观地应用于宇宙，而不是认为它们仅在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层面上才具有重要的意义。(14)事实上，我们说话的时态性显露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无论是整个宇宙的结构化还是特殊社会世界的结构化都没有证实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物理实体和社会实体，应该指出的关键一点是，它们持续存在，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扩展，无论它们过去是否存在，现在和未来都完全是偶然的。斯马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物质进行“无时态”分析的方式，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相关实体的真实属性。同样地，我将论证，我们还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实体进行“无空间性”描述的方式，换句话说，空间观念的概念化应当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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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要论证的是，如果不对“主体”的时空结构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当代的理论主张，即人文科学中的“主体”必须去中心化，就是不充分的。按照福柯的观点，恰恰是在18世纪之后，人文科学（和生物学）开始聚焦在“人”和“历史”的概念上。(15)然而在现在，结构主义之后的观点是“人”不必并且事实上不应当被放在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上。特别是，“语言学的转向”意味着所有类型的社会实践都应该被视为“语言性的”，应该被视为意义（meaning）和意指（signification）的体系。(16)正是这些语言体系，尤其是它们系统安排的差异，使得人类主体被建构为自主的、自我意识的和任性的主体。然而，这种去中心化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因而我们必然需要进一步阐明个体的主体是如何在“此时此地”建构起来的。把个体作为被限定为在一种时空差异系统中的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生产出来的过程是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此时此地”的界限之外，尤其是通过类比确认四维社会实体的语言界限来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概念化。社会实体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出作为特定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的个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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