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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文所说的理论实在论必然会拒绝这种观点。后者与阿尔都塞所正确批判的“表现因果性”观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理论实在论必然包含这样一种观点：除了在范式上外，“结构”不可能表现在它的结果之中。各种结构必然相互依赖而存在，并且它们各自的因果力在特定经验事件中的表现程度是一个偶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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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过，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每一个结构层面可能包含不同的历史时间。他认为，我们应该赋予每一层一个特定的时间，“相对自主、因而相对独立于其他层面的时间”。(31)但是，阿尔都塞忽视了这里已经强调的两点：第一，每一个结构层面不仅拥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而且还拥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同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空间上的相对自主性比时间上的少；第二，我们必然要探究不同结构层面或结构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依赖，而不仅仅是考察每一个结构层面或结构内的那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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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时间和空间关系都不能自行地产生出特定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时间并不是“流动”并因此简单产生出结果的东西。(32)同样地，我们应该避免对空间的迷信，错误地认为某个区域（某个“空间”）剥削了另一个区域，或者认为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由空间关系决定的。显然，“空间主义的”解释，例如涂尔干认为分工的扩大是“道德密度”加强的结果，充其量只能表明一种正确的解释可能在哪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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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里所持有的社会世界观——社会世界包含许多相互依赖、相互调整、四维的时空实体——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正如巴斯卡（Bhaska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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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或更多也许根本不同类型的机制共同产生出结果，这是开放系统的一个特征。因此，由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哪些机制（并且或许对它们的接合方式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无法对事件作出推理性的预测。大多数事件因而应该被视为“事态”（conjuncture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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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得出两个方法论要点。第一，正如赛雅（Sayer）所指出的，所涉及的是一种汉森（Hanson）式的反溯推理形式。(35)也就是说，科学必然要假设出各种理论，才能解释经验现象。在反溯的意义上，这些理论是“逆向”建立起来的，并且它们的发展是为了使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经验现象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就能解释所探讨的现象。因此阐明某种理论是值得的。第二，只有满足许多独立的条件，我们才能相对地确定这种理论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这些条件包括：（1）有其独立的理由相信所假设的某个或某些实体拥有特殊的因果力；（2）有证据使我们相信在这种事态内这些因果力正在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3）没有理由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其他实体的阻碍，使这些因果力不再能够得到实现；（4）有某种证据表明，正是这个或这些独立的实体，而不是其他的实体，正在产生出所说的现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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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对实在论科学观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在下一节中，我将更明确地考察时间与空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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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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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论述肖像绘画的文章中，约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肖像画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被画肖像的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别人的承认，并且这种地位从肖像画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20世纪，肖像画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摄影术开始推广并且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相信社会地位的价值。但是，肖像画的衰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伯格看来，这个原因表明，即使人们再次相信和确认他们社会地位的价值，肖像绘画也不可能得到重生。他用现代小说的类似状况论证了这一观点。现代小说典型的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几乎不再可能讲述一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直白故事。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过于充分地意识到那些可能横贯故事主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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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意识中，一个点是无数条直线而非一条直线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是这组直线穿过的中心。这样一种意识是我们经常不得不考虑各种事件和可能性的共时性和扩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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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当代非常广泛的沟通手段、现代权力体系的范围、世界的不可分性（“地球村”）以及全部世界剥削模式中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于是，伯格认为，在当代世界中，把个人经验结构化的重要维度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或历史。他指出，预言现在包含一个地理而非历史的维度；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创造自身地理而非历史的人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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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在此表明的是，在许多具有因果力的社会实体中，当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本质上是空间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武断的区分。正如厄尔曼（Earman）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并不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特定实体——时空恰恰是被给予的，并且空间必须以一种或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从时空中切割出来。(38)考虑到这一点，我将马上阐明“空间切片”（spatial slices）与“时间切片”（temporal slices）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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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曾经论证说时空的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必须被认为是由各组关系构成的，但是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特别是，空间内部的关系必须展示出一种常和（constant sum），而时间内部的关系没有受到如此的约束：尽管两个物体能够处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在不同的地点上），但是它们不可能因此恰好占据相同的空间地点。(39)因此，空间必然是有界限的，并且对它的组织和控制必定存在着竞争和冲突。此外，这还意味着如果一个拥有因果力的实体在同一时间点上不只使一个物体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必定不只出现在一个空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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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时间或时间性与空间或空间性作出简单的区分并不恰当。时间必然包含着方向，因此，一旦某段时间已经消逝，就不可能回到原初的时间点上。卢卡斯（Lucas）认为：“没有方向的时间根本不是时间……统一的方向是……主体间经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因此，任何穿越空间的有限运动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因而相关的物体不可能回到它的起点时间。虽然空间的变化必然包含时间的变化，但是时间的变化并不必然包含空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区分“时间”与“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区分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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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正是这后一种变化的产生会需要更多的物质力量，因为这种变化必须发生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同一或密切相互联系的空间点上发生的时间变化只需要更少的力量，因而一开始更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过程中。至少当时间变化的某些可能性已经实现时，时空变化才可能出现。当我们思考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这种有些假定性的论证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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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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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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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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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从（1）到（2）再到（3）的运动，不过这种运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速度或程度并不相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每个部门都会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分工。进一步来说，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并不是自动发展的过程，而是既取决于现存剩余价值生产形式所暗含的时空限制，又取决于这一部门内外发生的具体社会斗争和国家行动形式。我认为，广泛地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征是越来越公开地强调（3），强调资本主义在生产而不是流通的时空转变基础上的重组。然而，要是以为资本只会寻求最适当的资本主义重组形式，即资本会寻求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就是错误的。在这种背景下，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üss）曾经对英国各项工厂法的发展作出了有趣的讨论。(41)这些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在于阻止了基于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尽管这些法律起源于工人的反抗，但是在某些工业部门，它们把主导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从（1）改变为（2）。同样，从（2）到（3）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人的斗争，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斗争。英国曾经出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一是国有化的发展；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公司重组法》（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Corporation）推动了的资本集中化。这两个发展都推动了从（2）到（3）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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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明这种时空转变意义的凸显，另一种方式是研究分析当代某些资本形式的超流动性(42)及其与市民社会内部现存实践之间的矛盾。后者围绕着并预设了个体主体的构成。(43)正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经验，通过他们在各种话语中的立场，个体才开始行动，把自身视为自主的、完整的和独立的主体。此外，对于主体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质询：时空位置质询和性别质询。前者的结果是个体被这样一些人构成：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在特定时期（生于一个由与其他时代的比较来界定的特定时代）生活在特定空间地点（街道、城市、农村、地区、国家）上的主体在场。正如威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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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位置变成了一个人自我的延伸。社区同胞和社区家庭的外部世界以及物理的社区位置本身似乎内化为一个人内在自我认识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一个人对自身的看法（原文如此）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看法同他对有限社会互动的空间范围的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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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主体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进入家庭中），也必然受到空间的限制。各个家庭不可能占据相同的空间点，并且土地使用模式、所有制形式和准入模式的干涉作用也限制了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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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对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雇佣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事实上，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关注的并不是雇佣劳动或劳动力的生产过程。(45)《资本论》关心的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而劳动力仅仅是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前提。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而《资本论》本该包含对劳动力这种商品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显然包含一个不仅是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过程，而且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把消费品转变成恢复精力的劳动力的过程。雇佣劳动的这种生产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和限制，并且对“地点”的依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键的因素是时空的接近性、具体性和限制性。相比之下，资本越来越表现出超流动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对世界各地不同循环过程的功能性的而非空间的组织化，并且利用了雇佣劳动生产过程内部的各种变化。具有超流动性的资本既不需要空间的接近性，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空间区位。它的特征可能是“空间差异”原则。因此，资本（明显具有社会性，但事实上由私人占有决定）生产与雇佣劳动（即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的但非社会化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的个体）生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些评论者认为，国家能够消除这种反差，因为它能够以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规模、技能、战斗性等）生产和再生产出雇佣劳动。但是，我对这种看法非常怀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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