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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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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论述肖像绘画的文章中，约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肖像画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被画肖像的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别人的承认，并且这种地位从肖像画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20世纪，肖像画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摄影术开始推广并且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相信社会地位的价值。但是，肖像画的衰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伯格看来，这个原因表明，即使人们再次相信和确认他们社会地位的价值，肖像绘画也不可能得到重生。他用现代小说的类似状况论证了这一观点。现代小说典型的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几乎不再可能讲述一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直白故事。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过于充分地意识到那些可能横贯故事主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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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意识中，一个点是无数条直线而非一条直线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是这组直线穿过的中心。这样一种意识是我们经常不得不考虑各种事件和可能性的共时性和扩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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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当代非常广泛的沟通手段、现代权力体系的范围、世界的不可分性（“地球村”）以及全部世界剥削模式中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于是，伯格认为，在当代世界中，把个人经验结构化的重要维度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或历史。他指出，预言现在包含一个地理而非历史的维度；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创造自身地理而非历史的人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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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在此表明的是，在许多具有因果力的社会实体中，当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本质上是空间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武断的区分。正如厄尔曼（Earman）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并不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特定实体——时空恰恰是被给予的，并且空间必须以一种或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从时空中切割出来。(38)考虑到这一点，我将马上阐明“空间切片”（spatial slices）与“时间切片”（temporal slices）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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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曾经论证说时空的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必须被认为是由各组关系构成的，但是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特别是，空间内部的关系必须展示出一种常和（constant sum），而时间内部的关系没有受到如此的约束：尽管两个物体能够处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在不同的地点上），但是它们不可能因此恰好占据相同的空间地点。(39)因此，空间必然是有界限的，并且对它的组织和控制必定存在着竞争和冲突。此外，这还意味着如果一个拥有因果力的实体在同一时间点上不只使一个物体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必定不只出现在一个空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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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时间或时间性与空间或空间性作出简单的区分并不恰当。时间必然包含着方向，因此，一旦某段时间已经消逝，就不可能回到原初的时间点上。卢卡斯（Lucas）认为：“没有方向的时间根本不是时间……统一的方向是……主体间经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因此，任何穿越空间的有限运动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因而相关的物体不可能回到它的起点时间。虽然空间的变化必然包含时间的变化，但是时间的变化并不必然包含空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区分“时间”与“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区分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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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正是这后一种变化的产生会需要更多的物质力量，因为这种变化必须发生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同一或密切相互联系的空间点上发生的时间变化只需要更少的力量，因而一开始更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过程中。至少当时间变化的某些可能性已经实现时，时空变化才可能出现。当我们思考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这种有些假定性的论证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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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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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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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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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从（1）到（2）再到（3）的运动，不过这种运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速度或程度并不相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每个部门都会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分工。进一步来说，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并不是自动发展的过程，而是既取决于现存剩余价值生产形式所暗含的时空限制，又取决于这一部门内外发生的具体社会斗争和国家行动形式。我认为，广泛地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征是越来越公开地强调（3），强调资本主义在生产而不是流通的时空转变基础上的重组。然而，要是以为资本只会寻求最适当的资本主义重组形式，即资本会寻求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就是错误的。在这种背景下，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üss）曾经对英国各项工厂法的发展作出了有趣的讨论。(41)这些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在于阻止了基于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尽管这些法律起源于工人的反抗，但是在某些工业部门，它们把主导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从（1）改变为（2）。同样，从（2）到（3）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人的斗争，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斗争。英国曾经出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一是国有化的发展；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公司重组法》（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Corporation）推动了的资本集中化。这两个发展都推动了从（2）到（3）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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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明这种时空转变意义的凸显，另一种方式是研究分析当代某些资本形式的超流动性(42)及其与市民社会内部现存实践之间的矛盾。后者围绕着并预设了个体主体的构成。(43)正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经验，通过他们在各种话语中的立场，个体才开始行动，把自身视为自主的、完整的和独立的主体。此外，对于主体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质询：时空位置质询和性别质询。前者的结果是个体被这样一些人构成：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在特定时期（生于一个由与其他时代的比较来界定的特定时代）生活在特定空间地点（街道、城市、农村、地区、国家）上的主体在场。正如威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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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位置变成了一个人自我的延伸。社区同胞和社区家庭的外部世界以及物理的社区位置本身似乎内化为一个人内在自我认识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一个人对自身的看法（原文如此）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看法同他对有限社会互动的空间范围的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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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主体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进入家庭中），也必然受到空间的限制。各个家庭不可能占据相同的空间点，并且土地使用模式、所有制形式和准入模式的干涉作用也限制了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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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对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雇佣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事实上，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关注的并不是雇佣劳动或劳动力的生产过程。(45)《资本论》关心的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而劳动力仅仅是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前提。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而《资本论》本该包含对劳动力这种商品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显然包含一个不仅是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过程，而且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把消费品转变成恢复精力的劳动力的过程。雇佣劳动的这种生产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和限制，并且对“地点”的依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键的因素是时空的接近性、具体性和限制性。相比之下，资本越来越表现出超流动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对世界各地不同循环过程的功能性的而非空间的组织化，并且利用了雇佣劳动生产过程内部的各种变化。具有超流动性的资本既不需要空间的接近性，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空间区位。它的特征可能是“空间差异”原则。因此，资本（明显具有社会性，但事实上由私人占有决定）生产与雇佣劳动（即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的但非社会化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的个体）生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些评论者认为，国家能够消除这种反差，因为它能够以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规模、技能、战斗性等）生产和再生产出雇佣劳动。但是，我对这种看法非常怀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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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资本生产与雇佣劳动生产这种反差的种种后果，一种方式是地区分析。例如，利比兹（Lipietz）认为，一个地区是同各组不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各种空间性的一种具体结合。(47)特别是，当一个受支配的地区专门从事由受支配的生产方式或主导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组织运作的行业时，我们就能够确认出这一地区。当一个地区的极少数资本家或中小资本家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进行不平等的资本交换时，该地区就受到了外部的支配。这种不平等的交换阻碍了自主的地区发展，并且会降低雇佣劳动再生产的成本。当然，这为一体化—支配奠定了基础，因为外部的资本控制了本地的生产，并且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历史性新低而能够提高自己的剥削率。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相比，还有更多的建立自我积累基础上的中心区。它们都拥有或多或少自足的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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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比兹从未证明他使用“地区”（region）概念的合理性，我在其他地方反驳了这一概念在当代的适用性。(48)这是因为劳动时间由于时空转变而大大节省，从而削弱了限制地区经济的连贯性，突出了地方（locality）的重要性。利比兹的主张并未对这一观点构成挑战，因为他所说的可能同样适用于那些同地区相对立的地方。的确，他从未表明，事实上存在连贯的地区经济，并且他对“部门循环”(49)的有用分析表明了超级流动资本可以进入的那些地方的多样性。然而，这需要对城市地区进行讨论，因为城市地区是雇佣劳动的主要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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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并未讨论那种为了解释经济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最精致的方法，即“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50)因为即使不同的服务功能与城市规模之间曾经存在某种关系，我一直在分析的空间变化现在也削弱了任何这样的联系。随着公私部门中大型多厂企业的发展，本地的工厂（不论是化学工厂、大学还是计算机公司）就很可能为全国或整个国际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服务。与此同时，研究职能和管理职能日益集中在中心城市，集中在英国的伦敦市。因此，一个城市的等级体系，一个至少与职能等级体系部分相关的城市等级体系并不存在，反而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起来了。大型的集中地（英国伦敦）囊括了80％至90％的服务总值，它的周围是一个边缘地区——英国其他地区只占到10％至20％的服务总值。(51)正如布罗德本特（Broadbent）所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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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城市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因为许多过去在这一区域内进行的过程，例如，一家工厂的不同生产阶段，或者资金从销售和利润重新变成对新建工厂或设备的投资的循环过程……现在发生在区域之外，因为工业，金融和国家权力都集中在伦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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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时空变化改变了城市区域的分布。随着经济进程（公司规模、公司部门中多厂企业的增长等）在空间上越出了每一个单个的城市，因此每一个区域逐渐沦为劳动力储备地。城市内部的重要联系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而不是该地区公私企业中的联系。于是，各个城市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雇佣劳动生产地点，是系统地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储备的地点。正如布罗德本特所强调的那样，城市区域是一个生产系统，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由大量生产出劳动力的相互依赖、相对私人化的家庭构成。因此，城市与其说是一个由生产和消费企业构成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如说是一个由生产和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构成的社群。此外，这种生产必然是地方性的，它主要是为了地方市场而进行生产，受制于由于家庭与工厂之间的特定关系而带来的时间约束。因此，城市应该被视为“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储备地”，(53)每一个城市都由大量独立进行生产的家庭构成，彼此相连，又为争夺城市空间而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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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个城市地区发生了实质性的结构转变。以前，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整合了这样一些地方。然而，随着每个城市地区沦为了劳动力储备地，它们现在的一体化发生在雇佣劳动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发生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领域中。这产生了四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加剧了两种资本之间的对立：一种是地方运作的、并在某种意义上促进雇佣劳动再生产的资本，另一种是国家、国际的资本，它们的循环和相互依赖超出特定的地方；第二，提高了某个地方所有居民之间进行联合的可能性，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是资本阶级、劳动阶级还是中间阶级；第三，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地方层面的潜在影响，同时又降低了二者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的影响；(54)第四，（鉴于“地方市民社会”发生的特殊结构化）试图凸显每个地方的独特性，尤其是强调它们各自作为劳动力储备地的优点——这样一些带有相对低技术性劳动力的场所无处不在（over-availability）致使沃克谈起了资本的“流浪地理学”（lumpenge ography）。(55)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地方联系中的这些变化的结果意味着，各个地方相对而言并非通过生产关系实现结构化，并且更加受制于市民社会带来的支配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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