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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他批评了从较为具体和地方化的经验过渡到大范围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归纳（generalisation）。这样一些分析的根据并不是对特定实体的理论属性的正确抽象，而是把一些相互作用的实体的结果总结为某种所谓的一般经验趋势。赛雅坚持的是梅西的观点。后者主张：“任何特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将是该地区在各种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的——空间分工中的角色更替的复杂结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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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赛雅的论证中存在两个难题。第一，他仅仅讨论了各种空间分工的形式，没有思考哪种“内在关系”是“国家”“市民社会”和“社会阶级”等的特征。他仅仅指出，劳动力的生产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59)第二，他没有思考这里事实上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即确立这些相互依赖的实体之间的空间、时间关系，而那些实体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构化的。这些关系不会要么是外在和偶然的，要么是内在和必然的。它们将会是结构化的、限制性的，有时是功能性的，并且关涉相关实体的必然性因果力相互调整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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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说明这两点的方式，我将回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60)这些关系可以概括如下：（1）有一些应该被视为必然的或内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有一些特定的行动者（agents）偶然地承担了这样或那样的功能；（3）就那些行动者承担了这样一些功能而言，它们服从必然的限制性规律；（4）作为这样一些规律承担者的行动者必然像拥有意识或意志的主体一样行动；（5）但是，市民社会的特定实践——这样一些主体性就是在市民社会中构建起来或再生产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并且部分地依赖那些扩展或保护这些实践的集体组织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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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组关系中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指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例如，在那些发展出“新国际分工”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就有相当大的发展，而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61)这是因为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大大地扩大了替代性地方的范围，而在这些替代性的地方内，具有相同必然性的资本主义关系能够被建立并进行再生产；因此，事实上究竟会在何处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关系，是一个较为偶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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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都是非常一般性的。现在，我将通过思考如下几个方面来作出更具体的说明：（1）一些不同的空间分工形式——这些分工形式产生于特定的资本主义重组模式，正是在这些资本主义重组模式中，关于空间区位的决策应该服从积累所暗含的各种必然性；(62)（2）特定的市民社会在空间上结构化的一些不同方式——这样一些结构化不应该被视为生产方式的简单产物，就像阿格里塔（Aglietta）所认为的“消费模式”一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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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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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定工业部门的特征似乎会是六种空间劳动分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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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区的专业化——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许多工业部门的特征是在特定地区内的高度专业化（例如，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品和纺织机械；东北部的采矿和造船；西约克郡的羊毛纺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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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的分散性——其他部门的特征是高度的分散性，几乎没有集中在特定的地区。“消费服务”以及一些“生产服务”和食品加工、制鞋等某些制造业显然呈现出这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减少将会采取“强度增加”的形式，即较为一致的劳动缩减扩展到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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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的管理／研发、旧制造中心的技术性劳动与“边缘”的非技术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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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的管理、研发与“边缘”的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英国电机工程和电子工业中可找到这样的例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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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心”经济体的管理、研发和技术性劳动与“边缘”经济体的非技术性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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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某个或更多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工；前者的特点是投资、技术变革和扩张，后者继续进行未发生变革的、日益缺乏竞争力的生产，造成了工作岗位的流失；前者可能开发出新的产品以及生产现有产品的新方法。(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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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某个特定的地区纯粹作为单一空间分工形式的产物加以分析。正如赛雅指出，这样做就是“把一些相互作用的‘空间分工’的所有历史结果总结成一个相当具有误导性的术语，它暗示了某种简单且统一的经验趋势。”(67)毋宁说，任何一个这样的地区“在经济上”都是许多空间分工和相应的工业重组重叠和相互依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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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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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维度来描述市民社会，其中的每一个维度对市民社会空间结构化都有影响。这些相关的维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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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存的建成环境能够改造的程度。既定的环境代表着过去的实际凝结，既是资本主义的“无上荣光”，也是它的“牢笼”。(68)新“建成环境”的建造（例如19世纪的城镇、新的城镇、郊区化）使市民社会的结构化得以可能。新“创造的空间”的发展将会使新的市民社会形成，这些新的市民社会摆脱了特定地方的束缚。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郊区的发展。这些郊区不仅远离“生产因素”，而且使人们逐渐怀有在城市的边缘过着乡村化生活的田园理想。(69)这表明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软弱性：资产阶级无力创造一种控制工业的替代体系，工人阶级也不能在现存的过去凝结物的边缘上构建出一个新“创造的空间”。然而，郊区之所以得到了积极的发展，是因为其规模小，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独立性，能够提高人们的地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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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融入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程度；尤其依赖于特定阶级、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独特消费模式。例如，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阿格纽（Agnew）认为，在英国，“住宅”基本上被视为一种使用价值，而不是一种具有潜在交换价值的投资。(71)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高度的地理流动性、国家机构的公告、大众文化的强调和地区土地利用规划法律的缺乏，这一切都强化了如下观念：住宅（市民社会的细胞）同其他任何商品非常类似，是一种可以获取和处置的资本主义商品。阿格纽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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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历史的环境使人们紧密地系缚于古典资本主义的秩序。在其他我们传统上常常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资本主义模式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现实并不具有那么多的对应性。(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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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地方社群”而不是商品关系或国家的基础上的程度。倘若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涉及各组多样的社会关系（既是工友又是休闲伙伴的邻居）。“每一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人”，并且这些关系组织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结构和界限的体系。(73)地方市民社会的这样一种社群结构化的结果是创造出某种“共融性”，因此一个人所在的社区具有一种情感的意义。这种情感的意义产生于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和相互支持的信任、友爱和互惠关系，尽管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相互性”。(74)在这样一种地方性的社群中，市场交易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对长期互惠性和社群的考虑。互动发生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一个人的生活地点必然是个人化、特殊化和非直接商品化的。这样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这里所说的是它的理想—典型形式——是建立在如下因素之上的：相互性和互惠性、地方性的权力和地位标准（例如家长制）与非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生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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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阶级体验的异质性程度。这种异质性的基础是特定社群、工作地点或亲密关系的独特特点。后来，库克（Cooke）对激进地区的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考克斯（Cox）却认为，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削弱了这种阶级异质性；西布鲁克（Seabrook）认为，各个阶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同质化。“许多年轻人的意识的形成，不是因为工作、地点和亲密关系，而是因为一种同质性的购物、图像和广告文化。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相同性？”(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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