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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对空间的意义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尽管对于空间概念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仍然有人争辩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5)阐明空间的意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难题。像许多此类问题一样，它涉及一个完全熟悉和明显没有疑问、但又神秘的词语：要说明这个词语，就必须区分它的合理用法和混乱用法，但这又会不可避免地既带来一些洞见，又产生出一些沉闷的平庸观点，从而可能让人感到愤怒。无论对这种讨论的敌视是多么流行，形而上学的真正囚徒是那些认为不需要这种讨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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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中通常进行的讨论区分了绝对空间概念和相对空间概念。按照前一种概念，空间是虚空；按照后一种概念，空间只存在于物质构成它的地方。绝对空间概念暗含在常识之中，但它却是不连贯的，因为“空即是无，而无不可能存在”，(6)并且这意味着虚无能够产生某种影响——就像我们谈论“距离阻力”和“空间效应”时那样。诸如此类的词语实际上是那些构成空间的特定物质之间摩擦力的简称，而且正如我们从自然科学中所知道的那样，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摩擦系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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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对空间概念的倡导者常常忽视了一点，即尽管空间是由对象构成的，但是它不可以还原为对象。按照哈瑞（Harré）的观点(8)，通过思考下列各组字母之间的空间关系，我们就能够说明相对空间概念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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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A和C之间的空间关系恰好相当于Q同P和R之间的空间关系：B与Q之间的交换并不会改变这种“之间”（between-ness）的空间关系，尽管它们的移动可能会触发或阻碍某些事物所拥有的某种因果机制——这取决于这些字母所代表的对象是什么。换句话说，尽管空间只能存在于对象之中并通过对象存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在场的特定类型对象。本文其他的大部分论证所依赖的正是这一点。同时，恰恰是空间关系相对于那些构成它的那种对象而具有的这种独立性，使得绝对空间概念在日常的思维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应该批评这些不适当的概念，而且还应该表明它们为何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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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上述对“空间关系”的谈论中，我是在从内容中抽象出形式。这显然并不是一种能够对象化的抽象：“空间本身”“形式”或者“空间关系”完全是无内容的抽象。物质必然总是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并且空间关系仅仅通过对象存在，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对象。据我们所知，虚空的空间和无空间的物质并不具有物理的可能性。正如萨克（Sack）所指出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反复地从内容中抽象出形式，或更普遍地从形式中抽象出内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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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地从内容来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明显是一种荒谬的观念。既然如此，那么就像某些地理学家常常相信的那样，独立的“空间科学”不可能存在。“之间”的空间关系本身可以说不可能具有任何效应或作用。然而，空间关系或许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监狱墙壁具有的某种空间关系就是如此。这取决于其构成物的性质。因此，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仅从构成它的特定因果力和因果倾向的角度看才是如此。相反，因果机制产生的是何种影响，除其他因素外，取决于这些机制所处境况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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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通常把空间与物质相分离，谈论空间的效应或用途，好像空间是一种不依赖于对象而存在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语言的欺骗性结构所导致的问题——我们的语言使用独立的空间、时间和过程范畴来指称实际上不可分离的东西。鉴于语言中存在的这种冗余，我们经常使用这三个内在相关方面中的某个方面来指称整体。尽管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并且很少引起问题，但是它却可能在我们提供理论解释时导致混乱。思考如下例子：“跨国公司利用了它们的空间优势”，或者“空间可能阻碍积累”。这些是具有误导性危险的表达形式还是一种避免笨拙语言——例如“相关过程的特定时空分布可能阻碍积累”——的无害的简略表达形式？严格说来，根据那些构成具有空间（和时间）延伸性的体系的特定过程来解释这样一些陈述，既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必要的。“空间”“时间”和“过程”是无内容的抽象，因此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从而掩盖了它们应该解释的结果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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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知道如何利用的不是空间，而是那些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的不同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的原材料，那里的富足市场，这里的廉价劳动，那里的管理劳动等。即便我们指出企业必须可以获得这些环境，即它们“处在适当的地点”，表现为距离的相关空间关系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各个地方之间以一种具体的交通方式进行旅行和信息交流，并跨越由特定事物——例如海洋、道路或无论什么东西——构成的“空间”所耗费的能源和时间。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使用“空间”和同类词语作为其构成物的代称，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就确实是笨拙的。只要我们记住它们是代称，这样一些用法就未必会导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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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地理学中，对绝对空间的批判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对空间崇拜——把应归为其构成物的东西归为“纯粹空间”——的谴责不再让人感兴趣。然而，在谴责者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提到空间效应时好像它是一种东西，就像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中那样。这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仅仅是一种明显的空间崇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向问题的反面：如果我们不能从其内容中抽象出空间并希望谈一谈世界，我们能够从形式中抽象出内容，并因此拥有一种去空间的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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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关研究的类型——尤其是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由此我们会想起，抽象研究所关心的是结构（各组内在或必然相关的对象或实践）和各种对象由于它们的本性而必然拥有的因果力和因果倾向。由于这些因果力和因果倾向是否和如何发挥作用是偶然的（因为这受到偶然条件的影响），因此，要判断因果力的真实效应，就需要具体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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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涉及的是对象的必然属性，抽象的社会理论只需要思考空间，并且这并不是很重要。我们必须承认，一切物质都具有空间广延性，因而过程的发生必定具有空间维度，并且两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相对）地点。例如，在对租金的抽象讨论中，我们能够指出，即使人们不会因为土壤或矿物质而需要土地，他们也需要作为活动空间的土地，而且如果他们要做某些事情，或许他们还需要土地以便让某些其他对象占用。于是，事情可能被当做为抽象理论的必要条件和素材。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理论能够并且应当是空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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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几乎没有谈到现实的空间形式。财产较少的工人必定能够获得资本，这样说几乎没有提及劳动市场的现实空间形式。鉴于这种现实空间形式的偶然性质，这当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即使对象必然拥有某些空间形式——例如在许多传播媒体的线性性质中——这仍然为许多偶然的变化形式留有余地，并且这样对象所处环境的空间形式——例如聚落模式——也是偶然的。因此，尽管意识到空间的存在对社会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它能够作出的那些断言也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吉登斯的“距离化”（distanciation）和“时空边缘”（time-space edges）。(10)那些以前独立的社群和经济体出现了联合和一体化，从而提高了行动者的“距离化”，并从彼此之中产生了各种机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只有对具体事件的经验研究，才能重新阐明这种影响的实际性质。换句话说，诸如“距离化”这样的概念具有一种有益的理论或元理论作用，但是我们不要并且不应该指望它们能够对具体的空间形式说出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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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有时讨论的是这样一些对象：它们的空间形式得到了精心安排，以便利用这些对象——例如新城镇——的某些属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类型。就对自然的任何操控而言，这必然要利用偶然性才能产生某些效应。抽象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忽视如下事实：再生产和改造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和问题取决于其要素在时空中的融合，并且一些理论家在他们的抽象研究中让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是把许多——或许是所有——类型的沟通或符号互动（它们取决于符号和语境，后两者拥有一种能够成功地传达其意义的特定时空形式）包括在内。再者说，除了某些特别仪式化的活动外——例如某些宗教形式或艺术形式，时空语境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从而能够按照人的意图成功地解释沟通。然而，成功的沟通互动行为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即便最平常的社会行为也发生在时空中，面对着无数偶然的因素，并且它们的成功完成也是一项总是受到偶然事件威胁的技术性成就（skilled achieveme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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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社会理论试图超越对结构及其因果力的分析，进而假设乃至估算它们的可能效应。这常常是那些利用形式化预测模型方法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针对可能影响到因果机制激活结果的对象之间的偶然关系状态作出一些假设。最形式化的方法是假设某种“封闭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1）相关的对象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变化）；（2）对象与其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12)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制将使事件具有规则性。在自然科学中，封闭的系统要么自发地存在，要么是在试验中创造出的。除了涉及那些不发生因果作用的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外，空间形式的偶然状态就变成了常态。例如，杠杆力学或钟摆周期的试验必须仔细控制相关对象的空间伸展，但试验是在东京还是在伦敦进行没有任何影响。这个特点包含在哈瑞所说的“空间无关原则”（principle of spatial indifference）(13)之中，因而类似的“时间无关”原则大概也可以制定出来。（注意：前一原则与那种认为空间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并不冲突，因为这一原则涉及的机制状态与相关条件并不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一个确实影响试验结果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空间变化——例如，钟摆试验中地球引力场出现极度异常，那么在上文所说意义上的空间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若非如此，在任意的坐标体系内，试验的位置就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因为人们拥有改变周围自然和环境的能力；因此，封闭系统的试验是不可能的。于是，理论家们不得不依靠那些利用各种模型的“思想试验”——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确保所假设的系统是封闭的，例如，经济学中的均衡假设和地理学中的均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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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模型是没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就它们由此否定了行为的必然特征而言，它们只有作为虚构才能具有意义。只有假设某些（偶然的）空间关系具有一种特定的构造——例如，勒施（Löschian）空间经济模型中购买力的均匀分布(14)——才能运用模型来评价空间形式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些模型充分证明了空间能够发挥的作用；例如，去空间的完全竞争模型变成了一种空间垄断模型。要使这样一些模型具有动态的变化，我们必须再次纳入关于偶然相关事件的序列形式的假设——例如特定的增长率。因此，评价空间和时间在这样一些思想试验中的作用，就需要先假设因果力的时空模式。(15)换句话说，模型建构者必须事先准确地断定那些偶然且与重要过程相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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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各种机制由于空间形式的调节而在具体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一种较少形式化且更精确的方式涉及设想许多可能的构造并对结果作出有条件的陈述。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如果一些企业位于劳动力价格比平均劳动力价格低的地区，那么与那些劳动力稀缺和昂贵的地区的企业相比，它们能够把自动化推迟得更久。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16)一书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有条件陈述。由于难以预料社会系统可能具有的一系列具体配置，因此这样一些理论建构常常低估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然而，参考这类工作后再进行经验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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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价性”（polyvalency）(17)可能是社会体系的一个更深层的特征，它限制了抽象理论在预测空间的重要性时的效力。作为能够观察自身境遇并从中学习的自我解释性的存在物，人拥有一系列异常广泛和短暂的因果倾向。当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容易对新的影响产生怀疑。由于钟摆从我们对待它们的所作所为中学习不到任何东西，它们的行为与特定的条件处在一种固定的关系之中；空间形式发挥的作用是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是成立的。但是，环境（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可能开始以新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因此，空间发挥的作用绝不是完全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的范围也缩小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或者没有希望理解空间形式不断变化的效应，因为与钟摆运动不同，行动可能是因为那些意义可以理解的理由而作出的：社会科学家们拥有一种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方法，而他们的自然科学同行却无法利用此种方法。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解释具体社会研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多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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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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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错误的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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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声称正在运用相对空间概念的理论家——常常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拥有一些错误的空间观念。现在让我们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考察。正如从上文的论证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错误的空间观念常常与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作用的误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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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常见的错误是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因为空间只存在于对象构成它的地方，所以空间完全可以还原为构成它的对象。因此，在《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特尔（Castells）提及了“空间”和“城市空间”，但结果表明，他关注的是城市主义的构成要素，并且他从这些要素所构成的空间形式抽象地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因此，尽管表面上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地讨论空间。(18)鉴于我们上文对抽象理论的评论，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一点。但是，卡斯特尔似乎还错误地设定，即使没有经验研究，抽象理论也能够事先以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近似具体研究”(19)的方式来理解具体系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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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家——例如列斐伏尔——对空间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解释。他们认为，城市主义和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因而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20)有一种毫不客气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空间崇拜。比较客气的看法认为，它可能是对具体之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抽象之物相反，具体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尽管抽象对于理解具体至关重要，但它对于空间的重要作用可能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从形式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的。然而，当代的城市主义对依据空间形式的定义不以为然。在日常的用法中，像“城市”和“城镇”这样的词语是毫无问题的，它们传达出建成区域的清晰空间图像，因而形式是内在于定义之中的：换句话说，定义是分析的。然而，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理论分析表明，这种定义并不存在物质的基础；在这样一些区域发现的关系和活动并非为它们所独有，因此，在日常思维中似乎是分析和必然的东西，在理论上却表现为综合和偶然的东西。(21)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尽管形式的确影响了社会过程的运作，但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并不认为形式是一种根本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抽象理论所分离出来的基本结构和机制；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中再生产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当代城市主义研究现在发现自身并没有一个能够符合城市术语日常用法的研究对象，而且桑德斯为“城市社会学”设定的议程没有自称与城市的空间概念之间存在联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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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封的“辩证法者”普遍犯下的另一类错误包含在如下论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