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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有时讨论的是这样一些对象：它们的空间形式得到了精心安排，以便利用这些对象——例如新城镇——的某些属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类型。就对自然的任何操控而言，这必然要利用偶然性才能产生某些效应。抽象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忽视如下事实：再生产和改造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和问题取决于其要素在时空中的融合，并且一些理论家在他们的抽象研究中让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是把许多——或许是所有——类型的沟通或符号互动（它们取决于符号和语境，后两者拥有一种能够成功地传达其意义的特定时空形式）包括在内。再者说，除了某些特别仪式化的活动外——例如某些宗教形式或艺术形式，时空语境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从而能够按照人的意图成功地解释沟通。然而，成功的沟通互动行为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即便最平常的社会行为也发生在时空中，面对着无数偶然的因素，并且它们的成功完成也是一项总是受到偶然事件威胁的技术性成就（skilled achieveme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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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社会理论试图超越对结构及其因果力的分析，进而假设乃至估算它们的可能效应。这常常是那些利用形式化预测模型方法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针对可能影响到因果机制激活结果的对象之间的偶然关系状态作出一些假设。最形式化的方法是假设某种“封闭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1）相关的对象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变化）；（2）对象与其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12)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制将使事件具有规则性。在自然科学中，封闭的系统要么自发地存在，要么是在试验中创造出的。除了涉及那些不发生因果作用的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外，空间形式的偶然状态就变成了常态。例如，杠杆力学或钟摆周期的试验必须仔细控制相关对象的空间伸展，但试验是在东京还是在伦敦进行没有任何影响。这个特点包含在哈瑞所说的“空间无关原则”（principle of spatial indifference）(13)之中，因而类似的“时间无关”原则大概也可以制定出来。（注意：前一原则与那种认为空间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并不冲突，因为这一原则涉及的机制状态与相关条件并不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一个确实影响试验结果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空间变化——例如，钟摆试验中地球引力场出现极度异常，那么在上文所说意义上的空间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若非如此，在任意的坐标体系内，试验的位置就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因为人们拥有改变周围自然和环境的能力；因此，封闭系统的试验是不可能的。于是，理论家们不得不依靠那些利用各种模型的“思想试验”——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确保所假设的系统是封闭的，例如，经济学中的均衡假设和地理学中的均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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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模型是没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就它们由此否定了行为的必然特征而言，它们只有作为虚构才能具有意义。只有假设某些（偶然的）空间关系具有一种特定的构造——例如，勒施（Löschian）空间经济模型中购买力的均匀分布(14)——才能运用模型来评价空间形式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些模型充分证明了空间能够发挥的作用；例如，去空间的完全竞争模型变成了一种空间垄断模型。要使这样一些模型具有动态的变化，我们必须再次纳入关于偶然相关事件的序列形式的假设——例如特定的增长率。因此，评价空间和时间在这样一些思想试验中的作用，就需要先假设因果力的时空模式。(15)换句话说，模型建构者必须事先准确地断定那些偶然且与重要过程相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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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各种机制由于空间形式的调节而在具体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一种较少形式化且更精确的方式涉及设想许多可能的构造并对结果作出有条件的陈述。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如果一些企业位于劳动力价格比平均劳动力价格低的地区，那么与那些劳动力稀缺和昂贵的地区的企业相比，它们能够把自动化推迟得更久。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16)一书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有条件陈述。由于难以预料社会系统可能具有的一系列具体配置，因此这样一些理论建构常常低估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然而，参考这类工作后再进行经验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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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价性”（polyvalency）(17)可能是社会体系的一个更深层的特征，它限制了抽象理论在预测空间的重要性时的效力。作为能够观察自身境遇并从中学习的自我解释性的存在物，人拥有一系列异常广泛和短暂的因果倾向。当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容易对新的影响产生怀疑。由于钟摆从我们对待它们的所作所为中学习不到任何东西，它们的行为与特定的条件处在一种固定的关系之中；空间形式发挥的作用是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是成立的。但是，环境（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可能开始以新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因此，空间发挥的作用绝不是完全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的范围也缩小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或者没有希望理解空间形式不断变化的效应，因为与钟摆运动不同，行动可能是因为那些意义可以理解的理由而作出的：社会科学家们拥有一种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方法，而他们的自然科学同行却无法利用此种方法。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解释具体社会研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多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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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错误的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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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声称正在运用相对空间概念的理论家——常常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拥有一些错误的空间观念。现在让我们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考察。正如从上文的论证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错误的空间观念常常与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作用的误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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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常见的错误是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因为空间只存在于对象构成它的地方，所以空间完全可以还原为构成它的对象。因此，在《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特尔（Castells）提及了“空间”和“城市空间”，但结果表明，他关注的是城市主义的构成要素，并且他从这些要素所构成的空间形式抽象地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因此，尽管表面上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地讨论空间。(18)鉴于我们上文对抽象理论的评论，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一点。但是，卡斯特尔似乎还错误地设定，即使没有经验研究，抽象理论也能够事先以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近似具体研究”(19)的方式来理解具体系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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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家——例如列斐伏尔——对空间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解释。他们认为，城市主义和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因而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20)有一种毫不客气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空间崇拜。比较客气的看法认为，它可能是对具体之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抽象之物相反，具体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尽管抽象对于理解具体至关重要，但它对于空间的重要作用可能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从形式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的。然而，当代的城市主义对依据空间形式的定义不以为然。在日常的用法中，像“城市”和“城镇”这样的词语是毫无问题的，它们传达出建成区域的清晰空间图像，因而形式是内在于定义之中的：换句话说，定义是分析的。然而，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理论分析表明，这种定义并不存在物质的基础；在这样一些区域发现的关系和活动并非为它们所独有，因此，在日常思维中似乎是分析和必然的东西，在理论上却表现为综合和偶然的东西。(21)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尽管形式的确影响了社会过程的运作，但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并不认为形式是一种根本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抽象理论所分离出来的基本结构和机制；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中再生产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当代城市主义研究现在发现自身并没有一个能够符合城市术语日常用法的研究对象，而且桑德斯为“城市社会学”设定的议程没有自称与城市的空间概念之间存在联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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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封的“辩证法者”普遍犯下的另一类错误包含在如下论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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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特别是在地域的意义上——并不只是外在于和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是由社会产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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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空间的就是社会的。驴唇不对马嘴！这是通常从对空间的构成要素的承认偏离到把空间还原为那些构成要素，只是这一次把构成要素进一步归结为那些由社会创造的要素，武断地忽视了空间的非社会构成要素。空间部分地由社会构成，但它既不可以还原为自然构成要素，也不可以还原为社会构成要素。正如索雅（Soja）所说的那样，空间结构无疑可能拥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根源”，但是空间还有大量其他可能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构成要素。(23)（应当指出的是，自然现象只有通过社会媒介才能为我们所认知，这一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毫无关系，它们是不依赖社会现象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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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间还原为它的构成要素，这可能是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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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一种物质的产物，与其他的物质要素有关联（1）——人类本身（原文如此）以及其他要素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后者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组合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空间并不是社会结构部署的纯粹场合，而是每一个规定一定社会的历史整体的具体表现。因此，与其他任何现实的对象一样（2），空间问题是一个确立结构法则和接合法则的问题。这些法则支配着它的存在和变化，因而支配着它与历史现实的其他要素衔接的特性（3）。这意味着作为一般社会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是暗含的部分——的空间理论并不存在（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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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考察这段令人费解的论述。使用“空间”一词，就是使用一个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因此，这种把空间当做是一种物质的产物（1）或一个现实的对象的说法令人费解，尤其是在（1）和（3）中空间被视为等价于诸如人类这样的“要素”。不存在任何“支配着”空间本身的……“存在和变化”的结构法则，只存在构成空间的要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段话的最后一句（4）：要么是一般社会理论能够事先阐明具体系统的形式（包括空间形式）；要么是在提到那些具有空间广延性的对象时，任何一般社会理论暗中都具有空间性。只有后一种解释能够站得住脚；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只借助抽象理论暗含的空间维度不可能预见现实的具体形式，但是通过经验的研究必定会揭示这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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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空间研究文献特有的草率论述的第二例子来自列斐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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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并不是一个被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科学对象；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空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完全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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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空间”是如何表示“地域”（territory）的。一旦被片面地归结为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我们就开始完全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并且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就不再存在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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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克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继续在思维中分离和重新结合空间与物质，但是不成功的重新结合中经常发生错误。例如，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讨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非常流行。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必定拥有某种空间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形式，即使宽泛地来看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开始从不发达地区偶然的空间形式来思考发达地区，并因此把它们作为经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其中一些关系可能是必然的，混乱和错误就会出现，因为我们难以看到，空间上的边缘地区不必然是功能上的边缘地区，空间上的中心地区也不必然是功能上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来，空间和过程不可能在这一水平上实现成功的重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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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思维中，对空间和物质的分离与重新结合更为普遍，例如，英格兰北部的人们把东南部地区说成是中产阶级的地区，并且拒绝认为像唐桥井（Tunbridge Wells）这样的城镇可能拥有任何工人阶级人群。对阶级的概念化来说，恰当的单位是人，而不是城镇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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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部分中，我已经论证过，抽象理论的空间特性明显不同于具体系统研究的特性，并且就空间对后者产生了作用而言，具体研究必须考虑到空间形式，即使它对空间形式没有直接的兴趣。虽然我关注的是揭示在对空间的探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但是我并不想低估那些避免这些错误的具体（因而是空间的）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哲学的批评经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旦避免了某些错误，所有的困难都会消失。在我看来，哲学应当有助于解释某些困境为什么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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