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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空间”是如何表示“地域”（territory）的。一旦被片面地归结为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我们就开始完全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并且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就不再存在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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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克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继续在思维中分离和重新结合空间与物质，但是不成功的重新结合中经常发生错误。例如，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讨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非常流行。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必定拥有某种空间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形式，即使宽泛地来看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开始从不发达地区偶然的空间形式来思考发达地区，并因此把它们作为经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其中一些关系可能是必然的，混乱和错误就会出现，因为我们难以看到，空间上的边缘地区不必然是功能上的边缘地区，空间上的中心地区也不必然是功能上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来，空间和过程不可能在这一水平上实现成功的重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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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思维中，对空间和物质的分离与重新结合更为普遍，例如，英格兰北部的人们把东南部地区说成是中产阶级的地区，并且拒绝认为像唐桥井（Tunbridge Wells）这样的城镇可能拥有任何工人阶级人群。对阶级的概念化来说，恰当的单位是人，而不是城镇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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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部分中，我已经论证过，抽象理论的空间特性明显不同于具体系统研究的特性，并且就空间对后者产生了作用而言，具体研究必须考虑到空间形式，即使它对空间形式没有直接的兴趣。虽然我关注的是揭示在对空间的探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但是我并不想低估那些避免这些错误的具体（因而是空间的）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哲学的批评经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旦避免了某些错误，所有的困难都会消失。在我看来，哲学应当有助于解释某些困境为什么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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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探讨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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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之所以处境困难，原因之一是空间和物质实现完美的重新结合经常完全不可行。思考一下劳动市场研究的例子。如果我们使找工作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空间关系抽象化，然后把所有地区的数据合计为全国的数据，好像真的有一个单一同质的全国市场，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对这样一些体系中的事件模式有多少理解。在一个像该（在上文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系统一样开放的系统中，合计的定量关系与现实的因果相互作用之间几乎不存在可以理解的环节；因此，许多工作岗位与失业者之间通常并不对应。然而，要把空间形式考虑在内几乎并不可行，因为这涉及每一位寻找工作者和相关工作岗位。通常的折中办法是把全国数据分解成相当分散的劳动市场地区，但这只是处理相关现象的空间效应的一种大概方式。就社会系统是如此不同和开放而言，即使实证主义方法充满了希望，我们也不会对找不到可靠的经验规律性而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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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空间抽象化的经验研究几乎不可能称为具体的，因为它们掩盖了系统要素结合的真正形式。对于那些习惯于这类研究的人来说，空间的变化不过是对常态的偏离，仅仅是相关的因素本身而已；一些人甚至认为偏离“不如”常态“真实”。然而，常态或一般状态恰恰是统计上的虚构；例如，无论多么反常，个体投票者和一般的投票者无疑都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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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对单一、具体、开放的社会系统——例如劳动市场——的解释存在问题的话，那么那些试图对许多系统相互作用的具体效应进行综合的研究就存在更大的问题——例如工业革命的历史或者地区变迁的性质。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研究者面对着依据总数还是平均数的选择。尽管这两种统计数据描述了整体，但却排斥了因果性，因为它们忽视了空间形式，或者它们进行的研究允许对主题的有限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和因果解释，但却忽视了许多地区。在实践中，通过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综合”（colligation）方法，他们试图把如下两者的因素与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一是广泛的归纳，这种方法具有描述的全面性，但解释力度却弱；二是地区的或部门的个案研究，这种方法在解释上更全面，但覆盖面却有限，几乎不可能研究或发现更多的个案。例如，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通常综合了对人口和经济变迁的全面的描述性归纳，但是对个案研究的参照却表明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机制如何在系统各个部分的具体条件下产生出特定的具体效应。这并不单是一种在研究范围与详细程度之间进行的选择；它涉及我们是否考虑到形式，因而是否进行具体研究的问题。即使研究关注的是诸如国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单位，我们也不得不反复地辗转于许多不同的空间范围之间，其中每一个空间范围都对应于或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对象，不论它是帝国、地区还是工厂。阅读这样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留下这样的疑问：各种事例和特定的局部具体研究是否“代表”整体？从合计性的描述归纳能否推出关于个人或系统的各个部分的推论，同时又不与生态学的错误产生纠葛？这些是真正的社会研究实践问题，并且它们并不是产生于社会科学的不成熟，而是产生于研究对象的本性。并且，当我们思考后者的时候，那些相信我们应当效仿实验性自然科学的人的预期看起来就更加荒谬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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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间和物质分离的倾向，绝不会充分地把它们重新结合。正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倾向也是各种实践问题的一个共同根源，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协调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活动的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例如，英国政府的大多数支出抽象地考虑空间，但是随后又不得不把其他的支出分配到特定的地点，这在它的地方政策中最为明显。然而，所谓的非空间政策——如那些与国有化工业和国防开支有关的政策——具有的空间效应，可能与那些地区支出的所谓“空间”效应相冲突并强过它们。但是，又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地区性组织——例如威尔士发展署——的政策“与其他辖区的政策一样都是空间性的。它们完全是地方性的。”(27)此外，“援助一些地区”总是意味着仅仅是援助这些地区的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地区”这一神秘实体。(28)诸如“教育优先地区”这样的地区政策也是如此：由于不分地区地把大部分支出分配给教育，政府因此违反了指定某些特别关注地区（而不是特定的学校）的初衷。这些都是空间与物质不充分结合的明显证明，因为各个地区把一些非常有特权的学校和学生内化进自身，而且被剥夺教育的儿童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但这些地区关注的中心却是教育剥夺的空间集中地，结果仅仅关注了全国的一小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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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真正的组织问题，并且给出解决办法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实施了。工党的“替代性的地区战略”提出了一种可能但却困难的补救措施，这就是考虑到所有支出的空间效应，而不只是那些碰巧属于各个地方辖区——例如“发展地区”的支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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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况更需要谨慎地融合空间和物质，这就是民主政治结构的设计。我们不可能期望民主政治结构服从抽象政治理论的整齐划一的等级秩序——不论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的控制。就在差异巨大的范围内运作的利益集团和活动（例如资本利益集团、民族国家、消费者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言，更加民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必定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复杂，而非更简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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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的意识和文化是社会科学中最难的主题之一，也是空间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主题。如果我们的意识是由我们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塑造的，那么它应当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空间上的变化。可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语言和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一系列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的群体所共有的问题，事实上沟通的全部功能是跨越这样一些差异，因为如果没有共享经验上的差异，沟通就是多余的。因此，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纯粹是地方性的。这个问题是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但是鉴于往往被选择进行研究的群体的有限范围、陈旧老套的普遍存在和那种根据极少的地方研究来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归纳的倾向，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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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涉及普通人的意识与理论家的意识之间的差异。前者由个人的特定的具体生活环境或场所塑造，但他们拥有的理解一般说来仍然不是一种具体的理解，因为具体对象往往被肤浅地视为简单对象；换句话说，普通人的理解内容并不相应于这种理解的决定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生活在那些边界是任意的事态中；它们任意穿越各种结构和因果关系，并且除非我们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去理解它们，否则只要摆脱这些事态，我们就足以应付日常的任务了。然而，作为理论家，我们进行理性的抽象，把那些统一的对象、结构或群体分离开来，试图以此来理解世界，并且努力从这样一些抽象出发来进行具体的研究。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抽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空间形式抽象化，因而我们作为理论家的意识不像普通人的意识那样狭隘（至少在某些方面上如此）。然而，社会科学的专业风险是我们忘记了这种差异，把我们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投射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中，低估了地方的变化。结果是就像在最近英国大选中那样，我们一再对政治（和其他）意识的实际内容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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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我并不是在说理论家的理解是抽象的、普通人的理解是具体的。理论家能够运用抽象来理解具体。普通人只能以一种简单、片面的方式运用抽象来将复杂的对象概念化，但是这些抽象很少是经过考察的抽象，因而经常是混沌的抽象。尽管普通人提及具体的对象，但是他们很少具体地理解它们。因此，虽然普通人的意识可能更受地方环境的影响，但是理论家拥有更多的概念资源来理解那些环境，只要他们考虑到形式所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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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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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空间和社会理论产生的兴趣不应当使我们忽视如下问题：社会理论如何轻易地忽视了空间？那些专注于空间的理论家为何未能对空间作出大量的讨论？无论如何，在具体研究的领域中，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困难且进展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思考空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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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yer, A., “Abstraction: A Realist Interpretation,” Radical Philosophy, 1981, Vol. 28, pp.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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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种对具体的解释来自于马克思经常被人引述的那段话：“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载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57—1858; first published 1932),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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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Harvey的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 1982）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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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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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这类文献中或许最好的著述是：Blaut, J., “Space and Proces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61, Vol. 13, pp. 1—7；以及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但后者的问题在于未能为实在论哲学提出一种连贯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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