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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验会立刻告诉我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必定会发展出维持并提高自身的形式和组织，但一个较小的群体却不必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较小的群体具有一些当其壮大时就会消失的特性，包括其成员间的各种互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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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怎么以其他方式定义城市，城市都显然是大且复杂的（有社会差异的）人类集合体。考虑到这一点，“城市”理论家们已经试图确定那些与城市相联系并且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异质性来解释的具体互动模式，就不足为怪了。西美尔自己企图确定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但是三十年后，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匿名性、肤浅性、易变性和节段性可以解释为聚落规模、密度和混合性的产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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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种表述的共同问题在于，二者混淆了社会学的规模效应与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文化影响可以更好解释的效应。这种混淆在西美尔的文章中显而易见，因为他将“大都市人格”解释为聚落规模效应（城市特有的特征）与发达的分工和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征）的共同产物。沃斯的著作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混淆，因为如甘斯（Gans）所示，与其将沃斯确认的城市生活方式解释为大规模、人口密集且混合的聚落的产物，不如根据城市人的社会阶级和生活周期来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解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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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论证丝毫没有否认诸如规模和复杂性等因素对于社会关系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大聚落中的生活通常要比小聚落中的生活隐秘；人口密集的定居点（例如，高层公寓楼）聚集的人很可能会通过保持社会距离来对空间距离的接近作出反映。但这使得要确认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单纯根据城市特有的变量来解释这一生活方式则相对容易。如西美尔的著作表明，数字的社会学效应研究是一个有潜在成果且令人着迷的领域，但这种研究并非是一门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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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三次尝试：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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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确定独特的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es）的第三种方法主要通过约翰·雷克斯（John Rex）和瑞·帕尔（Ray Pahl）(16)的著作在英国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试图表明城市是独特的不平等模式和社会冲突模式的运作过程，这种不平等和冲突超出了工作领域产生的不平等和冲突。城市社会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研究和解释“城市管理者”（也就是，诸如地产经纪人、地方当局的官僚、社会工作者等控制“城市”战略资源例如住宅的个人）的行为如何导致城市中的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又如何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主题（尤其是那些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稀缺且诱人的住宅资源的不同城市群体间的“住宅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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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表述城市社会学的关注点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事关假设的城市管理者的自主性，因为不久就变得很清楚，如帕尔首先表明，这类管理者在对不平等资源分配的任何分析中都完全没有构成“独立的变量”，他们的分配行为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影响并且受到中央政府施加的政策和指令严格限制。帕尔修正了其先前的论证对此作出回应，认为城市管理者（他现在将其视为地方公共部门的看门人）在城市分析中不应被视为独立变量，而应被视为介入或中介变量。然而，帕尔这种论证实际上是将其城市社会学的独立变量转移到了城市之外；城市不平等主要根据私人资本和国家的运作得到解释，而地方管理者的行为仅仅能间接地对其施加影响。因此，帕尔在其晚期著作中几乎不再关注城市管理者，转而思考中央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他根据社团主义理论审视这一关系），这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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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方法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在许多方面类似，就是如何运用“住宅阶级”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受到许多人批评，一部分是因为围绕住宅问题发生冲突的群体本身并非是“住宅”阶级，而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例如黑人家庭或单亲家庭（也就是说，如果冲突是由种族、性别等导致的，那么住宅阶级冲突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群体无论如何不能从阶级的角度被理论化，即便从雷克斯采纳的韦伯主义视角来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住宅阶级冲突这一说法是有误导性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住宅实际上也许并不能代表这些群体间的一个冲突问题，例如，在其与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后来对汉兹沃斯（Handsworth）的研究工作中(17)，雷克斯发现内城区（inner city）的黑人并不太想要白人地区的近郊房屋，就此而言，谈论那些想要获得各种住房的群体间的住宅阶级冲突是具有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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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雷克斯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并非是住宅阶级冲突，而是种族冲突；并非是“城市的”不平等，而是种族的不平等。这在其研究汉兹沃斯的著作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因为他谈及一个“底层黑人”的发展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尽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个专属“城市”的问题，因为尽管大多数黑人生活在英国的大城市，但就业和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并不能通过“城市”特有的变量得到解释。因此，雷克斯对住房阶级的研究与帕尔对城市管理者的研究一样必然要对社会整体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并且二者的观点都不能为一门城市社会学提供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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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四次尝试：作为集体消费单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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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详细指出了城市研究涉及的专属性问题（question of specificity），但卡斯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述也许才第一次清楚表述这个问题；他同时尝试用理论术语重新表述城市问题。(18)卡斯特尔针对早先方法“意识形态化”提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种批判依赖于后来遭到许多人（包括卡斯特尔(19)）批评的阿尔都塞主义知识学。尽管如此，卡斯特尔的工作对于城市社会学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试图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具体说明“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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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的计划是确认出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MP）中的一种具体功能。卡斯特尔一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接着表明城市并没有包含意识形态、文化层面（例如，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和政治层面（例如，城市管理主义），而在经济层面，生产同样并非是以空间为导向的。然而，消费在他看来却可以根据城市空间单位来具体说明，并且他得出结论说，城市社会学因此就关涉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消费组织及其功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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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城市的”一词看起来除了在其直接用法中意味着一个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过程，还直接意味着一个与劳动力相关的过程……因此，城市单位（urban units）之于再生产过程，就如同公司之于生产过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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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卡斯特尔并没有否认城市中除了消费还有别的过程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层面和要素在城市系统中都存在。可是，他认为唯一专属城市系统的过程就是消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因此“城市”问题、“城市”危机以及“城市”政治等都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消费过程的分析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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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对卡斯特尔论述的批评中，有两个与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关。第一个批评是，把消费等同于城市的空间单位是武断且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政治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一样并非受到地域的限制。如明焦内（Mingione）所示：“消费过程本身并不能单纯通过地域来界定，消费过程并不能解释任何‘城市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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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批评是，任何根据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功能建立城市理论的尝试都不能忽视生产问题，因为如列斐伏尔、哈维和其他学者所表明，“城市系统”中的资本投资可以代表整个投资流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循环”，并且城市的硬件设施可以有效地补贴私人资本的生产成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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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批评显示，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同人类生态学一样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卡斯特尔同帕尔一样关注社会中的特定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消费、再生产；对帕尔而言是竞争、适应）。另一方面，他也同帕尔一样从经验层面关注城市，尽管这意味着必然要关注更大的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生产和消费；对帕克而言是文化和生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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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的研究者最终分为两派，一派仍然有理论关注点但却不再把城市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另一派仍然关注城市但却没有研究城市的基本理论。就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而言，其研究者也注定要分为两派。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门不再关注具体城市问题的“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继续分析城市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即便他们缺乏任何一致的理论框架来把“城市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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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城市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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