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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批评显示，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同人类生态学一样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卡斯特尔同帕尔一样关注社会中的特定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消费、再生产；对帕尔而言是竞争、适应）。另一方面，他也同帕尔一样从经验层面关注城市，尽管这意味着必然要关注更大的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生产和消费；对帕克而言是文化和生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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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的研究者最终分为两派，一派仍然有理论关注点但却不再把城市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另一派仍然关注城市但却没有研究城市的基本理论。就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而言，其研究者也注定要分为两派。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门不再关注具体城市问题的“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继续分析城市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即便他们缺乏任何一致的理论框架来把“城市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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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城市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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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并非原创但却至关重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在西方社会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单位。这意味着，当代任何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的尝试都可能会同样碰到以上四种方法所面对的问题，即不能确认出作为空间单位的城市所特有或能够依据作为空间单位的城市得到解释的一个具体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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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社会理论无关。社会理论肯定与城市有关，因为所谓的现代社会学“创始之父们”都将城市分析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他们的著作时发现，尽管可以从理论、方法和政治层面对其进行分类，但是诸如韦伯、涂尔干和马恩等作家在其对城市的分析中都关注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三个特定的主题尤为明显：城市在西欧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表现的现代城市；作为影响社会变迁的间接或权变因素的城市。然而，我们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发现他们试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创立城市理论，因为所有这些作家都认为，当代的城市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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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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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认识到，城市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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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在且仅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显示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更为深刻和基本的阶级分化。因此，城乡分化显示了两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一种是摆脱封建农奴制和中世纪行会限制的新兴工业城镇中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没落的封建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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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市如罗马仅仅是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管理中心，而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渗透到城市和乡村。封建社会晚期与古代时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都不同。因此，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一个“历史主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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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同样关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城市。他的理论关注点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组织（human association），尤其是社会关系中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的起源。他认为，古时人类组织的基础是家庭或宗族，而与特定的家庭单位定居于城市还是乡村无关。然而在中世纪，城市行会和社团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家庭或宗族权威的延续。在这些城市行会和社团中，个人是作为法律和政治组织单位的城市中的成员，因此成了被赋予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公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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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法律、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看，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就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并且城市使西方社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这为西方经济理性和政治民主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民族国家如今已经取代城市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因为城市已不再是自主市场、自主法律以及自主军事组织等的所在地。因此，韦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城市仅仅在中世纪才是一个有社会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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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的分析与此类似。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中复杂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中世纪，以分工导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受到城市空间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地域范围同时也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但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超越了地域（最终超越了国家）限制，结果城市的空间限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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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地域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村庄或城市、辖区、省等）正不断地消失……这些地理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并且不再能够得到我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我们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些群体的狭隘范围，而且这些群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感兴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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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韦伯一样，涂尔干也认为现今社会组织及其团结一致的基础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其实，他一度把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大城市”）。这意味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立城市社会学的任何尝试都必定会被扩展为研究社会整体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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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作为微观社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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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经典理论家确实是在探讨现代城市（韦伯通常并不这样做）时，他们是为了展示社会整体内部的运作过程。例如，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住宅问题的研究论文中都引证城市中的肮脏和贫苦来表明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过程给工人阶级造成的严重后果。(26)这些论文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现象并不能通过分析城市化本身得到解释，而只能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过程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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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同样注意到城市的犯罪率、自杀率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指标居高不下，但他认为这并不能从城市主义理论（theory of urbanism）中得到解释。毋宁说，这类现象源自社会整体中异常的分工形式（在近代就是一种失范形式）。社会失范了，并且只有在那些社会生活最为紧张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城市），这种失范才最明显地暴露出来。城市地区暴露出的问题并非是“城市的”问题，也不能用“城市的”办法来解决（我将会探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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