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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在且仅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显示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更为深刻和基本的阶级分化。因此，城乡分化显示了两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一种是摆脱封建农奴制和中世纪行会限制的新兴工业城镇中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没落的封建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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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市如罗马仅仅是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管理中心，而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渗透到城市和乡村。封建社会晚期与古代时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都不同。因此，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一个“历史主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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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同样关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城市。他的理论关注点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组织（human association），尤其是社会关系中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的起源。他认为，古时人类组织的基础是家庭或宗族，而与特定的家庭单位定居于城市还是乡村无关。然而在中世纪，城市行会和社团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家庭或宗族权威的延续。在这些城市行会和社团中，个人是作为法律和政治组织单位的城市中的成员，因此成了被赋予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公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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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法律、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看，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就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并且城市使西方社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这为西方经济理性和政治民主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民族国家如今已经取代城市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因为城市已不再是自主市场、自主法律以及自主军事组织等的所在地。因此，韦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城市仅仅在中世纪才是一个有社会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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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的分析与此类似。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中复杂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中世纪，以分工导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受到城市空间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地域范围同时也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但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超越了地域（最终超越了国家）限制，结果城市的空间限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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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地域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村庄或城市、辖区、省等）正不断地消失……这些地理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并且不再能够得到我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我们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些群体的狭隘范围，而且这些群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感兴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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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韦伯一样，涂尔干也认为现今社会组织及其团结一致的基础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其实，他一度把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大城市”）。这意味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立城市社会学的任何尝试都必定会被扩展为研究社会整体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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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作为微观社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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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经典理论家确实是在探讨现代城市（韦伯通常并不这样做）时，他们是为了展示社会整体内部的运作过程。例如，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住宅问题的研究论文中都引证城市中的肮脏和贫苦来表明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过程给工人阶级造成的严重后果。(26)这些论文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现象并不能通过分析城市化本身得到解释，而只能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过程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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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同样注意到城市的犯罪率、自杀率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指标居高不下，但他认为这并不能从城市主义理论（theory of urbanism）中得到解释。毋宁说，这类现象源自社会整体中异常的分工形式（在近代就是一种失范形式）。社会失范了，并且只有在那些社会生活最为紧张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城市），这种失范才最明显地暴露出来。城市地区暴露出的问题并非是“城市的”问题，也不能用“城市的”办法来解决（我将会探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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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作为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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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和涂尔干认为当代城市并非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他们都认为人口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或促进某些起源于别处的过程的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城市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激进阶级意识的产生，不过这种阶级意识的根源却在于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城市化并没有产生这种阶级意识，但却可以成为其充分发展的条件。(27)涂尔干同样把城市化看做是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重要条件，因为城市化对于瓦解传统社会中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的道德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的移民削弱了神圣纽带的传统权威性，并且能够使（但并非引起）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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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要修正一下吉登斯的论断，即对城市的关注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第二个结论是，尽管如此，任何对当代社会现象的解释仍然必须注意空间组织作为社会整体中某些过程展开的阻碍或推动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总结这两个论点，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指向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而第二个证明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并不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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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非空间的”社会学意思是说，在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city）。“古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和过去70年中创立城市社会理论的失败尝试显然使我们得到这个教训。吉登斯断言城市是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虽然城市确实是与前资本主义（并且可能是非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内部变化和冲突过程有关的那些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就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而言，情况肯定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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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吉登斯自己似乎恰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在论证城市对于社会学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之后不久，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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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城市制度的巩固，相反却导致其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形式被彻底根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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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显而易见，他早期强调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仅仅可以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将其称作“阶级分化的”社会，与“阶级”社会不同）的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被彻底根除的一种社会形式对于分析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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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有关城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会使我们想起韦伯的相关论述。对韦伯而言，城市是一个自主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单位，但对吉登斯而言，城市是一个“权力炉”或“权力容器”，而绝对主义国家通过这一“权力容器”集中权威性资源（也就是进行监控所必需的信息）来支配社会。韦伯看到，民族国家已经取代现代城市成为一个要求垄断权力合法使用的地域单位。同韦伯一样，吉登斯也认识到随着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容器”已经让位给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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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义的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城乡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的论点本质上是，随着旧的城乡共生关系的瓦解，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边界被精确地划定，这类似于从前城市被城墙圈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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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同他在别处所指出的(30)，现今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以至于社会学分析常常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韦伯（和涂尔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基础的最小离散空间单位是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所界定的空间单位。但是，自罗伯特·帕克以降的很多“城市”社会理论家却未能够领会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存在一门以空间为导向的社会学，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学，也不可能存在一门依据次国家的（sub-national）空间单位定义的专门的社会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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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对于社会学解释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从涂尔干研究社会失范的著作和马恩研究阶级意识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社会总体倾向所导致的某些社会现象（例如，异常的分工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也许仅仅在某些地区如城市（这是由于城市提供了更紧张和集中的社会生活或更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这丝毫没有推翻我先前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的主张（因为这些现象并非专属“城市”），但这确实证明需要避免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社会学分析模型，这种分析模型不把空间当作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不同社会过程展开的因素考虑在内。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未必就是“去空间”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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