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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同他在别处所指出的(30)，现今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以至于社会学分析常常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韦伯（和涂尔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基础的最小离散空间单位是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所界定的空间单位。但是，自罗伯特·帕克以降的很多“城市”社会理论家却未能够领会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存在一门以空间为导向的社会学，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学，也不可能存在一门依据次国家的（sub-national）空间单位定义的专门的社会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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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对于社会学解释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从涂尔干研究社会失范的著作和马恩研究阶级意识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社会总体倾向所导致的某些社会现象（例如，异常的分工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也许仅仅在某些地区如城市（这是由于城市提供了更紧张和集中的社会生活或更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这丝毫没有推翻我先前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的主张（因为这些现象并非专属“城市”），但这确实证明需要避免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社会学分析模型，这种分析模型不把空间当作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不同社会过程展开的因素考虑在内。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未必就是“去空间”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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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正是这种对于非空间的社会分析与去空间的社会分析的区分使厄里的论证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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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一门关于空间事物的一般科学是不可能且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把空间与社会割裂开来以便设计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法则。这是因为空间本身并不具有一般的作用（general effect）……空间具有作用仅仅是因为所讨论的社会对象具有某些特征，也就是不同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这些因果力可能会或不会在经验性事件中表现出来——无论它们是否依赖或不依赖在时空中建立的与其他对象的关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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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想完全认同这一论证中起核心作用的实在论知识学，但厄里的基本论题——即某些行为能力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背景中才能够被释放或激发——是一个重要的论题。1981年夏天英国城市发生的骚乱可以有效地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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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骚乱既有白人卷入，也有黑人卷入，但主要出现在黑人高度集中的地区（例如，伦敦的布里斯顿区和苏豪区，以及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区），并且也许只能够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因素中得到解释(32)。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失业率无疑构成了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多年以来警察的种族主义（或被很多人认为的种族主义）行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挑衅性政治活动以及如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左翼激进政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动员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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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对这些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即大多数骚乱出现在内城地区（并且，这些骚乱发生在夏季）。然而，要是我们试图从空间维度（在此就是人口高度密集的衰落的内城地区）或时间维度（漫长炎热的夏夜）中找到骚乱的原因，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通过英国社会整体中的某些倾向才能解释这些骚乱。如同我们先前在讨论雷克斯研究“住宅阶级”的著作时所看到，城市中发生的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专属“城市”的因素。例如，英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是长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政府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科学和伪科学推测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同样，失业是国际衰退、英国工业的大规模重组和政府的货币主义政策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也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骚乱的空间维度并不能忽视，但是它显然只是一个在某些地区（例如，弱势人口集中并且能够在街头形成大规模暴力混乱的地区）使骚乱变得容易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这类人口被驱散的地区）遏制骚乱的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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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必然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试图通过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改变社会的政府或其他行政机构的干预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在城市中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原因”在城市自身之外，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果确实有办法的话）也必然在城市自身之外。关于这种干预，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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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城市政策”来“处理”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在空间上集中，这一点绝不会清楚。例如，在对最近出版的研究英国集合城市（conurbations）的论文集的总结中，卡梅隆（Cameron）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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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近来关于弱势群体的大量思考中强烈的空间偏见已经过头了。例如，有关就业的证据会表明，对于任何既定类型的工人而言，集合城市中心地区的失业率并不比其他地区高。有关贫困的证据没有显示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集中，而是显示贫困集中在老年人口并且分布在集合城市的许多地区……这要求我们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应该根据特定贫困群体需要的帮助和支援来消灭贫困，无论这些群体分布在哪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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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某些“问题”——家庭破裂、失业和犯罪什么的——是社会（民族国家）中而非城市中产生的，“城市”计划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任何作用，即便可以证明这些问题在空间上集中在内城地区。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甚至一个显然的“城市”现象如贫民窟都不能够在城市层面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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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夜复一夜囚禁工人的疾病丛生地和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并不没有被消除，而仅仅是被转移到了别处！在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的经济必然性同样会在另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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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也赞同恩格斯这一观点——即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但是在恩格斯的诊断中，我们肯定赞同的一点是，“城市的”问题只能够通过“社会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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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得出第三点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城市这一空间单位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单位，但是空间因素仍然可以阻碍或促进社会整体中产生的过程展开。因此，政府也许能够采取以空间为导向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会影响这些问题在何处表现出来。英国战后的地区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地方奖惩措施并没有解决失业和投资不足问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转移来转移去。同样，城市“企业区”、开发公司和“自由港”等政策的引入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指定地区的私人企业发展，但这样做可能牺牲那些不能享受企业优惠政策的邻近地区的利益。因此，以空间为导向的政策和计划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问题出现的地点，但是这些政策完全不能够阻止这些问题发生或在别处再发生。这些政策只能够以空间平等（spatial equity）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而不能够以社会有效性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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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小结：城市社会学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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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已经看到，尽管20世纪建立城市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四次尝试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尝试都留下了宝贵遗产：一些不再关注地域安排但仍然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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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研究使我们从理论上关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这一问题。这是社会学家们提出的一个重要且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战后已经被深入研究并且在主流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得到体现。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已经把适应性视为社会组织四个“功能性先决条件”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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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西美尔和沃斯等作者的“文化”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两个与众不同的关注点。第一个关注点是数字的社会学意义问题；第二个关注点是资本主义和（或）工业主义对社会关系性质具有怎样的影响。对数字的关注现在已经被吸纳进社会心理学研究，而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性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异化问题的长期不断的社会思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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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对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的研究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论题，其中许多论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中得到了进一步探讨。例如，雷克斯对于种族不平等和冲突的关注已经被纳入种族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中，而帕尔对于社团主义发展的兴趣现今已经在研究国家及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中得到反映。然而，这一传统中探究的某些论题并没有能够在别处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与地方的关系。(37)另一个是“社群”工作场所之外亦即消费过程中出现的具体不平等模式和冲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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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问题的出现也是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重要遗产。卡斯特尔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使我们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消费组织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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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当代城市社会学的失败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呢？原有传统的许多遗产已经被充分吸收进其他研究方法，但仍然有些成果独具特色。其实，一旦这些论题克服关注空间或城市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失败，那么（对吉登斯而言）这些论题就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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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对于消费过程的关注，这是帕尔和卡斯特尔著作的共同特征。批判激进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指出，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经验性研究对象仍然牢牢植根于生产领域。我们的理论关乎改变“生产方式”，我们的概念涉及通过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阶级”。就社会消费组织的研究而言，这种组织会经历一个向这些以生产为基础的理论和概念的“还原”过程：女性通过其配偶的生产活动在阶级体系中被定位；社群运动通过强调其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在阶级政治理论中被定位等。这些著作并没有认识到必须根据自己的主张分析消费不平等、消费政治学等内容。而这正是过去20年里城市社会学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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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城市研究的城市社会学的失败所留下的理论空白可以为拓展城市社会学对消费问题的独特关注点所填补。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问题可以与生产问题割裂开来单独分析，而是说社会消费组织现今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却被广泛忽视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38)，围绕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等资源消费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分裂现今同社会生产组织导致的阶级分化相比已经同样重要（即便不更重要的话）。其实，除非我们详细阐明“消费社会学”及其独特的理论和关注点，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撒切尔主义的流行、英国福利国家的危机、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日益加剧以及当代其他许多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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