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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小结：城市社会学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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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已经看到，尽管20世纪建立城市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四次尝试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尝试都留下了宝贵遗产：一些不再关注地域安排但仍然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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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研究使我们从理论上关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这一问题。这是社会学家们提出的一个重要且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战后已经被深入研究并且在主流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得到体现。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已经把适应性视为社会组织四个“功能性先决条件”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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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西美尔和沃斯等作者的“文化”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两个与众不同的关注点。第一个关注点是数字的社会学意义问题；第二个关注点是资本主义和（或）工业主义对社会关系性质具有怎样的影响。对数字的关注现在已经被吸纳进社会心理学研究，而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性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异化问题的长期不断的社会思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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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对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的研究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论题，其中许多论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中得到了进一步探讨。例如，雷克斯对于种族不平等和冲突的关注已经被纳入种族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中，而帕尔对于社团主义发展的兴趣现今已经在研究国家及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中得到反映。然而，这一传统中探究的某些论题并没有能够在别处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与地方的关系。(37)另一个是“社群”工作场所之外亦即消费过程中出现的具体不平等模式和冲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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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问题的出现也是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重要遗产。卡斯特尔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使我们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消费组织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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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当代城市社会学的失败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呢？原有传统的许多遗产已经被充分吸收进其他研究方法，但仍然有些成果独具特色。其实，一旦这些论题克服关注空间或城市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失败，那么（对吉登斯而言）这些论题就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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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对于消费过程的关注，这是帕尔和卡斯特尔著作的共同特征。批判激进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指出，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经验性研究对象仍然牢牢植根于生产领域。我们的理论关乎改变“生产方式”，我们的概念涉及通过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阶级”。就社会消费组织的研究而言，这种组织会经历一个向这些以生产为基础的理论和概念的“还原”过程：女性通过其配偶的生产活动在阶级体系中被定位；社群运动通过强调其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在阶级政治理论中被定位等。这些著作并没有认识到必须根据自己的主张分析消费不平等、消费政治学等内容。而这正是过去20年里城市社会学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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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城市研究的城市社会学的失败所留下的理论空白可以为拓展城市社会学对消费问题的独特关注点所填补。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问题可以与生产问题割裂开来单独分析，而是说社会消费组织现今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却被广泛忽视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38)，围绕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等资源消费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分裂现今同社会生产组织导致的阶级分化相比已经同样重要（即便不更重要的话）。其实，除非我们详细阐明“消费社会学”及其独特的理论和关注点，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撒切尔主义的流行、英国福利国家的危机、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日益加剧以及当代其他许多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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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不会详细阐述这种理论或概述其关注点——我已经在别处做了这项工作。(39)我们也不必耗费太多时间思考这个语义学问题，即一门消费社会学（尽管在过去20年里利用了城市社会学的某些核心关注点）是否仍然可以被称为“城市社会学”，即便它已经不再具体关注城市或社会空间组织。为连贯起见，我会把它称为“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但这样一个标签并不重要，仅仅是约定俗成或为了方便。重要的反而是，晚近城市社会学至关重要的理论关注点应该不再单单指向空间形式——对空间形式的这种关注迄今为止不断被修补以阻止任何新的理论创新——因为这样关注空间形式不合时宜且限制视野，最终是徒劳无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带着惊愕考察了一种新正统学说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正统学说试图把对空间的关注确立为社会学话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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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是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ch. 6; Sayer, 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Vol. 10, 1979, pp. 19—44;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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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1979,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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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位置对投票行为影响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地理学论文就是Foladare, I.,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on Voting Behaviou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68, Vol. 83, pp. 516—529。也见Pelling, H.,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British Elections, London, 1967。关于工人阶级图像的探讨，参见Lockwood, D.,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Vol. 14, pp. 249—267。关于“地方政府”，参见Duncan, S. and Doodwin, M., “The Local State and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15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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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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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1979,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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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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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科学中的研究计划，参见Lakatos, I., “The Role of Crucial Experiments in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4, Vol. 4, pp. 309—325。他认为一切研究计划都会碰到反常态，但是我们不能依据这些反常态放弃那些界定它们的“正面启示法”（positive heuristic），除非我们能够开发出更高级的替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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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81．第2—6章探讨了创立城市社会理论的四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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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Reissman的著作The Urban Process（London, 1964）第93页上表达了这个观点。这是在这里讨论的四种方法中的两种开发出来之前表述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人类生态学最能够代表城市社会学已经开始开发一种一致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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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ark方法的最简明的单一表述也许出现在其著作Human Communities（New York, 1952）的第12章中。Park在进行了二十年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后于1936年首次发表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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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rk的一个著名学生相信人类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如Park所认为，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种观点、一种方法和一种知识体系。因此，人类生态学同社会心理学一样是一切社会科学所必需的一门学科（Wirth, L.,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ey of Sociology, 1945, Vol. 50, pp. 48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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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群’这一概念的处理方式否认了社群的社会属性。这个概念的定义通过抽象抓住了人类行为的反社会（asocial）方面。但是，生态学家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考虑那些实际上与反社会的社群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的社会因素”（Alihan, M., Social Ec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38,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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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Wolff, K., The Sociology of Geog Simmel, London, 1959,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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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特别参见Simmel, 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Wolff (ed.) (1950), pp．409-424；以及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Vol. 44，pp. 1-24。我们也许应该注意，Wirth认为城市生活方式未必是“匿名的、肤浅的、易变的和节段的”。这个著名的表述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城市生活的描述，而应该被理解为对城市社会关系的理想化的典型描述。许多批评家认为城市中的公共关系显然驳斥了Wirth的理论——这是对Wirth观点的误解，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如何解释那些接近理想化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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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甘斯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生活方式与聚落类型并不一致，如果生活方式取决于阶级和生活周期而非聚落的生态性质，那么就无法给城市下一个社会学定义”（Gans, H.,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in 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 p. 114）。也见Pahl, R.,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in 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他的结论是“把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与具体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任何企图都绝对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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