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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空间性被理解并理论化为客观现象，这是通过结合基于感觉的（sensory-based）感知（这是休谟和洛克开发的、在孔德和其他较少倾向于怀疑的实证主义形式中被修正的视野）、笛卡儿的数学—几何的抽象（扩展到各种各样的非欧几何）和牛顿“社会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现象。在所有这些方法中，空间性倾向于被还原为物理对象和形式，并且被重新纳入“第一自然”从而容易受到以有序的可重复描述和经验规律性的系统发现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流行“科学”解释的影响。这样，社会空间看起来可以被当做物理空间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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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在积累有关地理现象的准确信息时被证明非常有效，而地理现象是地理学这一学科的传统研究对象。然而，当地理现象被替换成对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空间组织的解释时，或者当把这些地理现象假定为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认识论基础时，这种方法却变得具有迷惑性。可是，这恰恰就是理论地理学和许多种传统空间分析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许多这类研究要么围绕系统描述地理事实并对其分类展开，要么围绕现象形式理论上不太“幼稚的”交换关联和位置共变展开。即便明确避免了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的空间组织”似乎仍然是自然的、机械的或有机的，仍然是距离衰减现象和位置相对性的排序法则的产物。以这种眼光审视，所构建的理论掩盖了社会冲突并且认为社会实践（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只不过是个人“偏好”的总体表达，而个人偏好一向被认为是（自然地？机械地？有机地？）给定的。这个模式已经支配了城市形态学的理论化；支配了工作场所、住宅和人类聚落的分配安排；支配了信息的空间传播和人类移民的发生率；支配了运输路线的确定和企业的选址；还支配了经济发展中总的地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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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理论化过程的眼光无疑可以说是近视的：它们没有能够看到空间性的各种社会起源间是有冲突的，并且空间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有问题的。相反，空间性已经和其社会结构化过程完全脱离了，并且被看做一系列平面的、可为之绘制地图的事实和纯形式。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列斐伏尔对于空间性扭曲的客体化的有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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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空间就其内容而言具有一种中立性和漠不关心的姿态，并因此看起来是“纯粹”形式的，是合理抽象的典型，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空间已经是过去过程的焦点，但这些过程的痕迹并非显而易见。空间受到历史和自然要素影响并被其塑造，但这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已经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它是一种完全充满意识形态的产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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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糊性错觉的发展和持续，连带其对空间的合理抽象、自然化和普遍化，以及其对社会冲突的淹没和接着对社会理论化和空间理论化的割裂，自然就渐渐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自身演变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一个批评家所洞察：“时间和空间……呈现出那种绝对的永恒性和普遍性，这种性质必定会记录下交换抽象（exchange abstraction）的整体过程及其每一个特征。”(16)时间和空间，如同商品形式、竞争市场和社会阶级结构，被看做是物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根据这些物的物理性质和属性得到客观的解释。如同空间性一样，理论构建过程中的这种近视的具体化（reification）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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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错觉的第二个根源而言，也是这样。这个根源在与第一个根源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常常企图作为后者的哲学否定。(17)虽然这种经验主义的短浅目光不能够透过客观现象的幕布看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但是一种远视的（hypermetropic）“透明性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通过把空间的生产投射到有目的的唯心主义和无形的反思之中，恰恰看透了社会生活的具体空间性。视力模糊不清，这不是因为焦点离视网膜前方太远，而是因为焦点离视网膜后方太远。空间性的生产被认为是认知和心理设计，从而幻想的观念构成的主观性替代了同样幻想的感觉的客观性。空间性被还原为心理构造物，还原为一种思维方式，还原为一种观念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印象在认识论上优先于有形实体或生产过程。社会空间转变成心理空间，转变成空间性的表象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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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化过程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对于空间的相对主义论断，即空间的存在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物。然而，主要的合法性来源是康德，他的范畴二律背反体系为地理学和空间分析指定了一个明确和持续的职责，这个职责已经精心地保留在连续不断的非康德主义的空间性解释中。康德先验唯心主义遗产的特征渗透在所谓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观念论的和人道主义的地理学之中，但也扩展进入其他许多种地理分析之中。空间性，偶尔会指向其真实的物理现象和社会起源，但主要被看做是现象的心理安排，这种安排要么是直觉性的和既定的，要么可以相对化为各种可变化的“思维方式”。关于空间的观念被放置在认知的范畴结构之中，这种结构的一般化形式就是人性、文化、科学、精神或集体社会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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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康德式的地理图志就是萨克（Sack）近来主要著作《社会思想中的空间概念》（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s）(18)的特征之一。尽管提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并使研究超越了空间主观性的限制，但是萨克对于思想方法“基本结构”的分析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影响，而这是萨克在未来研究中打算探讨的主题。(19)他把空间性的概念化完全纳入到一种典型的康德式范畴二元对立（dualism）之中，置于艺术、科学和当代工业社会“精致—碎片的”空间意义与原始人和儿童、神话和魔法“简单—混合的”概念化之间。空间的二元对立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并且能够转化成社会理论同样强求一致的二元对立，例如社区和社会、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或原始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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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这类方法中仍然能够得出有用的洞见，但是这些洞见也已经用于保持和增强关于空间之社会生产的基本错觉，特别是就空间性的观念化替代了有问题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而言更是如此。心理空间会有一些固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空间的“融合—碎裂”（fusion-fragmentation）界定了社会思想的基本结构之一，那么这种“融合—碎裂”必定以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会是空穴来风。(20)空间的概念未必就通过某种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来源于物质空间性。这些空间概念也不会仅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复杂反映，因为它们会反过来影响空间的社会生产。毋宁说，会导致错觉的是这样一个设定，即社会的空间组织可以被视为并理解为在假设上（或以别的方式）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思想方法的投射，社会空间看起来可以被当做心理空间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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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智的分工（明显有康德主义色彩）的默认尤其加重了透明性错觉，因为这种分工不但将空间性与历史割裂开来，而且将其与社会理论和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时空对于康德而言是知觉的主观形式，是非实体的先验图式。在其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理论的独特结合中，康德认为时空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某种客观或实在的东西。(21)因此，作为空间分布科学（chorological science）的地理学理解起源于对物质力量的结果亦即在空间中存在的对象和现象的图式描述和主观表象，这不同于对现象的发展变化的理解，现象的发展变化是历史（时间顺序科学[chron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领域。对于这种概念化过程的解释有助于维持一组相当长期的约定，这组约定严格地划分了地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和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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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纵观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不断在其独特的（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视角中寻求哲学合法性，并且经常把这个持续的合法化过程用作一种限制手段，使地理分析局限于对现象形式的描述，而不考虑其最初的原因。不论是在地区描述的空间分布传统（chorological tradition）中，还是在被断定更为“合法的”定量—理论的（quantitative-theoretical）地理学解释中，对空间性的分析都倾向于是静态的、碎片化的和内省分裂的，因为这种分析仅仅非常牵强地联系上更宽泛的社会理论、历史地理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进展。后者仅仅是偶尔被涉及，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作为“非地理学”被禁止进入这种分析，其洞见不是这种分析所“固有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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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至少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空间性已经被从日益分化的社会科学中系统地清除出去。“空间在社会理论中受到压制”（吉登斯语），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理论家们决心在他们的著作中消除任何“地理决定论”的暗示。如同吉登斯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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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这一术语引入社会科学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更容易混淆自然世界的空间特征与其他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特征，而且会更容易把空间特征当作社会活动“环境”中的内部特征，而不是社会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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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也出现过对于空间性的类似压制。对马克思而言，空间是一种自然环境，是生产空间的总和，是不同市场的领域，是将被日益不受束缚的资本“消灭”的天然距离阻力。(24)城乡关系可以说完全是资本主义空间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所固有的，但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主要被视为社会分工的纯粹和直接的反映，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外部性（尽管马克思声称，一种围绕这种外部性的组织图式，也就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可以被描绘出来）。可以说，马克思认识到空间性是不透明的，空间性可以在其客观现象下隐藏基本的生产关系；他也探讨了（即便不是非常直接地）空间的社会生产中所包含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相互作用不仅导致受到社会关系影响的空间性，而且导致社会关系本身的某种空间偶然性。但是，这种空间偶然性，特别连同其继承的环境主义内涵，被主要还原为一种盲目崇拜和虚假意识，并且从来没有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有效的解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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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记住马克思给出的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给出相应的有关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空间性直到最近还处在马克思对透明性的错觉笼罩之下，这种错觉被还原为观念化过程，并因此仅仅被还原为意识形态，并且要想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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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建基于物质生活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回应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否认了精神对历史的引导和决定，而且拒绝把精神的特定形式亦即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当作历史的主要精神载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其“站稳脚跟”，这不但否认了唯心主义，而且明确拒斥了领土或空间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历史和历史决定论被置于一种内在既定的空间意识的中心（无论这种空间意识关注国家、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地方主义）。马克思从而试图断言去除了一切神秘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是革命的动力，以此来确立革命时间性优先于革命空间性。因此，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了敏锐的分析，但是时间对马克思而言成为首要的“变量容器”（variable container），并且历史成为通过人类劳动和去地域化的斗争占有自然而导致的产物。最终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发展从一开始就针对片面强调历史的空间性（和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领土性质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弱点）确立了一些禁令。这些禁令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尤其会想到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已经编纂成体系，成为惯例，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即主要根据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来处理空间的偶然性。因此，如同普兰查斯所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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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时空的转变本质上与思维方式有关：这种研究认为时空变化并没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变化属于意识形态——文化的（ideological-cultural）领域，属于社会和阶级呈现时空的方式。然而，时空矩阵的转变实际上关涉社会分工的物质性，关涉国家结构的物质性，还关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实践和技艺的物质性；这些才是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经验的”时空表象的真正基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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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先导，矛盾态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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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称为先导阶段、矛盾态度（ambivalence）阶段和融合阶段。当代重释的形成根源可以在空间的一个概念化过程中最为清楚和明确地呈现出来，这个概念化过程最初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而列斐伏尔及其同事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27)也许再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法国一样把空间性如此明确地摆到了理论和政治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重大事件，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足够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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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起源于法国的概念化过程相联系的某些观念和论证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一个类似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典型英国式的，如同前者是法国式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开始并不确定空间性具有重要性，反而在避免传统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过于空间化（spatialisation）时断言空间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由此形成的争论激烈的概念背景中，几乎没有人冒险进行明确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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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围绕空间性的一个综合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日益增强的理论融合已经消除了这种矛盾态度——这个解释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法国空间传统的成就，但还加上了某些新的理论框架、实践运用和哲学强调重点。还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到关于空间性理论化的论争之中，使得这个论题突然扩大，卷入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包括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员。下面我们来更为详细地考察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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