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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时空的转变本质上与思维方式有关：这种研究认为时空变化并没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变化属于意识形态——文化的（ideological-cultural）领域，属于社会和阶级呈现时空的方式。然而，时空矩阵的转变实际上关涉社会分工的物质性，关涉国家结构的物质性，还关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实践和技艺的物质性；这些才是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经验的”时空表象的真正基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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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先导，矛盾态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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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称为先导阶段、矛盾态度（ambivalence）阶段和融合阶段。当代重释的形成根源可以在空间的一个概念化过程中最为清楚和明确地呈现出来，这个概念化过程最初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而列斐伏尔及其同事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27)也许再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法国一样把空间性如此明确地摆到了理论和政治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重大事件，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足够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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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起源于法国的概念化过程相联系的某些观念和论证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一个类似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典型英国式的，如同前者是法国式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开始并不确定空间性具有重要性，反而在避免传统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过于空间化（spatialisation）时断言空间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由此形成的争论激烈的概念背景中，几乎没有人冒险进行明确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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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围绕空间性的一个综合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日益增强的理论融合已经消除了这种矛盾态度——这个解释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法国空间传统的成就，但还加上了某些新的理论框架、实践运用和哲学强调重点。还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到关于空间性理论化的论争之中，使得这个论题突然扩大，卷入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包括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员。下面我们来更为详细地考察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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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先导：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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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比较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非常有影响力，继续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政治思想。(28)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贫困化条件下取得大发展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某些特殊时空环境的影响。例如，法国马克思主义依托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传统，这一传统——从傅立叶和蒲鲁东到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雷克吕（Reclus）——一直特别重视空间性政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了较少的反空间（anti-spatial）障碍，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更为“高级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反空间障碍借助我先前所说的对黑格尔的双重颠倒已经建立起来。尽管难以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但是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吸纳一种明确的空间观点和空间理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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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就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路线与特色的形成而言，列斐伏尔的影响也许无人能比。他与同事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出版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键部分的法文译本。此外，他在一系列带有大量编辑注释和讨论的选集中向法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基本著作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后者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批判分析，这本著作促进了黑格尔主义的一次主要复兴，这次复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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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详细论述中，列斐伏尔试图在唯物辩证法中包含进一丝“客观唯心主义”，试图鼓励既关注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也关注具体现实和历史中的矛盾基础。“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是其早期一本原创著作的书名，但后来不仅对列斐伏尔本人，而且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而言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29)列斐伏尔明确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在意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论证——意识是被生产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但是他拒绝把思想和意识归为一个被决定的事后现象或自动的观念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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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斐伏尔在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五十多年里一直是其著作的特征——中开始批判对马克思的解释中的教条还原论，并在其重新表述的黑格尔主义中努力捍卫一种无须已经确定的删简也能够健康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极力保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避免草率地限制唯物辩证法，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 Dialectique）在1939年首次出版(30)，这部著作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列斐伏尔因此成为斯大林经济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早期批判者。后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受到了列斐伏尔的谴责，并且通过对早期萨特以及影响日益增大的阿尔都塞的尖锐批判，二者同样警惕还原论的危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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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主观性进入唯物辩证法，而仅仅是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性作为已经被反映和决定的上层建筑进入唯物辩证法。列斐伏尔同其他评论者一样，认为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必须引入一种重新表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同时显示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生活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三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矛盾。但是，列斐伏尔在批判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时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遵循类似的辩证逻辑，他完全拒绝尝试强求一致的还原论，却在这些20世纪主要的哲学运动中发现了提高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创造性机遇。在过去三十年里，列斐伏尔一直尝试在唯物主义分析和实践中同时包含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且在这一尝试过程中，他有选择地从这些观点中汲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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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说明列斐伏尔为何最终“转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我们就必须了解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适应性和语境根源。与那些显然被这种策略迷惑的著作者(32)形成对照，列斐伏尔断言空间的社会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面向一个空间问题，这是把同一种开放的、具有创造力的、一直作为其著作特征的适应性方法直接且合乎逻辑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列斐伏尔这样做并非是与其先前著作的“决裂”，而是一种延续，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敏锐发展而非错误限制。这也许可以证明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一般的说，对于批判社会理论最为重要和持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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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列斐伏尔建立空间理论的过程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这个过程嵌入数量极其庞大的出版著作中，这些著作几乎涉及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的每一个方面。在探究这个理论化过程的起源时，列斐伏尔自己指出了一些影响因素：他出生于奥西丹雅（Occitanian）地区；他经常回家观察农村地区和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33)然而，更为清楚的理论化过程经过了一系列他所谓的、向中心论点的“靠近”（approximation），其中第一次“靠近”就是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的强调（这本身是其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中论点的扩展）。(34)至他所计划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三部曲完成时，他已经开始围绕其他一些主题修改其著作，这些主题包括城市主义和“城市革命”以及“重复与差异”。(35)《资本主义的生存》（La Survie du Capitalism，1973；英文版，1976）和《空间的生产》（1974）这两部著作（尤其是后者）比较清楚地阐述了这个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心论点最为简明地表述为这个观念，即社会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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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现自身能够缓解（即便不能够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资本论》问世以来的100年里，资本主义成功获得了“增长”。我们不能够计算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知道这种增长所依赖的手段：占有空间，生产空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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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是在谈论一种空间科学，而是在谈论一种有关空间生产的知识（理论）……这种辩证化的冲突性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正是这种空间把再生产的多重矛盾引入其自身之中从而生产了再生产（produces reproductio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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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资本主义的生存——亦即其连续的再生产——已经以创造日益包容的和在社会中神秘化的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为自身的基础。他在探究这一神秘化过程时使用了我先前给出的那些范畴：模糊性错觉和透明性错觉。(38)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空间性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反复探讨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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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空间性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同时呈现了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这是我先前引述的普兰查斯的论述中直接重复的表述。(39)由于具有这样的结构，资本主义空间性日益穿透并影响了日常生活，同时扩展到全球范围，使社会的社会生活有组织地进入支配与服从、中心与边缘的多层结构中。在四卷本著作《论国家》（De L’ Etat）(40)中，列斐伏尔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下才具有可能性，并且他断定，这导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生产方式（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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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是否存在一种“国家生产方式”，列斐伏尔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的要点都具有挑战性和政治共鸣性。空间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并且居于支配地位，是分配权力和专断权力的工具。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从而日益为其空间性所包容和限定并且陷入空间性的“铁网”之中。因此，社会斗争就成为意识上和政治上的空间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在于重新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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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给出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旨在揭示（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嵌入空间的社会生产及其持续有效的神秘化过程中。他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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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个辩证法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如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已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专注于历史性和历史时间，或坚持时间的机制例如“正题—反题—合题”……认识空间，认识空间中“发生”的情况以及使用空间的目的，就是恢复辩证法；分析会揭示出空间的矛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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