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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与政治和国家相关联，而且与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以及相关的重组努力相关联。这种结合指向了另一个论题，这个论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相关方法的当前研究和理论方向：对被定义为“周期化—空间化”（periodisaiton-spatialisation）的时空结构化进行分析。对于记录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性历史序列的基本机制和过程的严谨考察正在进行，这种考察日益清晰并且不断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包容性大节律（embracing macro-rhy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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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描述这一理论融合，必须补充介绍另一组重要的参与者。尽管没有明确地对空间性提出一个唯物主义解释，但是他们的著作为空间性唯物主义解释的系统和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和理论洞见。这一群体的批判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具有三个总体特征。第一，他们的目的是围绕“对具体社会实践的一种充分理解”（格利高里语），也就是围绕一种实践哲学重新构建社会理论。(61)第二，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探求建基于广泛地批判一些业已将传统社会理论二分的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决定论—唯意志论；结构—能动性；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构建方法—语境方法。第三，他们的重构性批判致使他们进行了某种辩证综合，这种综合坚持认为原来的对立具有真实的张力和相互的偶然性，但是否认这些对立是固执的二重化，并且把这些对立的解决办法建基于受限制但却有知识的人类能动性和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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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严密的解释循环从理论目标开始，到重构性批判，再到辩证综合，最后返回到理论目标，它已经对当代的，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社会理论有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解释循环已经逐渐锚定于空间的一个概念重构，这一概念重构将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置于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建和结构化之中。正是这个特殊的概念重构贯穿于空间性理论当代重构的全过程，把批判社会理论的最新进展引入这一理论重构中，而引入程度在地理思想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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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吉登斯作为一个当前用英语写作的一流社会理论解释者而拥有崇高声誉，他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转向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吉登斯将其早期著作中包含的不断演变的结构化理论作了修改，从而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的情境（situation），也就是社会生活对时空关系的嵌入，对存在（being）的基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嵌入。尽管较之空间性和地理，吉登斯更加信任和强调时间性和历史，但是他在其理论表述中一直坚持这样一种逻辑，即保持时空之间的认识论平衡，并且他最近的著作比英语世界中其他任何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都更明确和反常地具有空间化色彩。这不仅使地理学家，更使那些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地理学家关注吉登斯的著作，而且日益使吉登斯自己卷入当前关于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论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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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批判社会理论建基于两种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结合，这两种理论话语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对立和竞争：一种是解释社会学或解释学；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所包含的批判性综合的中心内容是：能动性和结构的偶然相互作用；知识型人类主体的经验主体性、能力和实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的结构规定性所导致的制约和强迫倾向。能动性和结构，意向性和规定性在社会实践中结合起来，而社会实践使社会生活（从日常的到划时代的社会生活）结构化并为它“赋予形式”。然而，吉登斯更进一步把社会实践置于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论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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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理论既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时间性，也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空间属性。乍看起来，社会活动出现在时空之中这一论断是再贫乏和空泛不过了。但是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被纳入社会理论的中心，二者通常被看做是社会行为的外在环境……而不是社会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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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研究社会理论的方法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格利高里所采纳的探究“地理解释”的方法。(63)通过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误导进行的类似的解构性批判，以及对解释学和（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进行的持赞同态度的重构性批判，格利高里有选择地结合了“反思的”理论化和“结构的”理论化，认为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对空间性作出解释，并对此作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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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吉登斯的空间性解释与列斐伏尔的研究计划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相比之下却不是很明显。例如，二者都强烈反对使主体性淹没于一种还原论的范畴结构主义之中，这种结构主义把人类主体看做是文化傀儡，后者只不过是结构的背负者。但是在认识物质生活的社会结构化对人类能动性和实践意识所施加的倾向性制约的过程中，二者都吸纳了一种更为开放的结构主义的某些要素。从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惯例到资本主义兴起、扩张和生存的较长延续，社会生活可以说是通过能动性和结构被构成，并且在社会生产的时空中被具体化。在吉登斯对于“时空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权力的产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城市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表现的民族主义之兴起以及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描述中，他不断重复了列斐伏尔的主要论证，以至于他成为把列斐伏尔的真正思想引入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渠道（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意外结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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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空间性唯物主义解释的各种流派日益交织在一起，这些流派同时被卷入更为一般的、关于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论争，尤其是有关被称作“先验”或“理论”实在论的哲学观点之发展的论争。哲学实在论和空间性理论重构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如同二者与结构化学派之间的关联，其全部内涵还没有被清楚揭示出来，但是这些业已明确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不难解释的。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实在论哲学看起来非常倾向于保持空间性的当代唯物主义解释所选取的方向并使其合理化，因为这种新兴的实在论围绕现象与本质关系的一个特定解释展开，并且重复了马克思敏锐的评论，即“如果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那么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实在论的科学是一种概念发现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程序是，任何既定水平的分析从明显的现象开始，最终认识结构及生成结构的机制。这些结构和机制（及其“因果力”）如同明显的现象本身一样是真实且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新实在论与传统空间科学的实证主义形成对照，它拒斥一种局限于研究可观察事物的科学本体论，在认识论上强调这样一些因果律——它们呈现事件发生的趋势，后者与事件的经验关联相对。这样，经验性分析就有了另外一套解释方法，这套方法根植于这些趋势和因果力及它们在对象外部领域中的非决定性影响。我早先在构建空间性理论的过程中对于经验主义近视的批评在基特（Keat）和厄里（Urry）那里获得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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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理论如果以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就会完全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社会理论将会误导理论和经验工作并限制其范围，这常常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后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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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在论也反对在传统空间结构概念中存在一种唯心主义，对这种唯心主义而言，科学知识对象显而易见的外部性是虚假和透明的，这种外部性被错误地与本质上观念性的因果关系剥离，从而被对象化。然而，反思性思维和有知识的人类动能性——解释学的试金石——并没有被否认，反而被嵌入历史和地理具体的社会形式中。理论实在论所拒斥的是一种社会学的个人主义（行为主义、心理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未能将思想和知识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近似于我在建构空间性理论的过程中描述的与透明性错觉相联系的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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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实在论试图避免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限制和扭曲，确认了对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重新界定的综合，把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置于时空的共同影响下，采纳了一种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经受了有力的重构性批判和“现代化”：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新理论实在论直接贴近并有助于加强结构化学派与空间性理论的当代转型性重构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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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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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中仅仅粗略地考察了空间性的一个仍然在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我把一些作出贡献的学者的思想整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著述和明确意图所能够确保的思想统一性肯定达不到我所认为的那种程度，并且我肯定过于重视某些学者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学者。我也承认，我所认为的重要融合过程在那些熟悉同样文献的学者看来，也许仅仅是朝向不同且可能相互对立的方向的、杂乱无章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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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社会理论中确实正在发生一种特别的思想融合。这种融合显然包含了关于空间和时空的一种理论构建，并且这种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的主流传统都有很大区别。然而，空间性理论这种重构的重要程度和转型程度还有待观察。最后，我仅能够回到我出发的地方，并且更加有把握地断言，本文开头的导言并不是在证实一个已经完成的“真理”，而是在抛砖引玉，以推动进一步的批判性探究和有充分空间知识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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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这里尤其是指当前研究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性以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著作。参见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特别是Lipietz的论文；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和Soja, E., “A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ity,” Workshop on the Geographical Transfer of value,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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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精心选择的空间性（spatiality）这一术语专门指社会生产的空间，也就是社会创造的广义人类地理的形式和关系。并非一切空间都是社会产物，但是一切（我这里定义的）空间性都是社会产物。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定义为某些认为特定空间配置与空间关系中（例如，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相互关系中或在具体建成环境、行为界定区域或特定区位模式的效应中）存在因果影响的论证和分析留有余地。然而，社会生活的这种空间偶然性不是来自于一种独立的规定性，而是来自于空间性的社会起源，来自于社会创造的空间性结构。例如，谈论一些地区影响另一些地区（剥削这些地区、政治上支配这些地区以及影响这些地区的生产过程）并非一定就废除了人类关系的终极基础。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空间偶然性是可以改变的；并且由于这种空间偶然性是“机缘性的”，它可能在非常高度的抽象中被抹杀，这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从经验层面考察这种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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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under Capit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该论文中有一个关于“自然的生产”的有趣（在我看来）且相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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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1974, p. 152，从法文本译出。尽管对于理解Lefebvre关于空间的分析至关重要，但这本书并没有公开出版的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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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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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pp. 64-65,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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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也见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Soja, E., “Redoubling the Helix: Space—time and th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3, Vol. 15, pp. 126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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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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